《朝聖之路萬漫步》—— 少年罪犯一不小心竟 Rap 爆聖母瑪利亞？

一個從事服務業的朋友曾向我分享她應對麻煩顧客的心法。她說：「我想像，在我眼前的，其實只是一隻飽經創傷的小貓咪，誰也不信任，見誰向誰哈氣。」

她的語氣，倒沒有半點看不起人的意思。也許是被她感染了，自此以後，每次遇見一些不太容易相處的人，我也總會回想起她這個說法。

日前，碰巧摸進了《朝聖之路萬漫步》的放映場次，甫見主角身影，這句話，又不期然地從腦海裡浮現。

法國的少年法庭裡，原來有著這樣的機制：少年犯法，除了監禁之外，還能以朝聖代替之。自二零零三年起，「門檻協會」（Seuil Association）與法官、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專業機構合作，每年安排數十名年屆十四至十八歲的少年罪犯，在一位成年人的監管下，走上聖雅各朝聖之路（Compostelle）。電影《朝聖之路萬漫步》正是取材於此，講述少年罪犯亞當（Julien Le Berre 飾）與倔強前教師費德（Alexandra Lamy 飾）一同踏上朝聖步道，逼視自身的故事。「門檻協會」創辦人博納奧利維（Bernard Olivier）相信，這段為期三個月，攀山涉水，總長一千六百公里（於電影更超過兩千公里），橫越法國與西班牙的旅程，能從「根本地改變年青人及其身邊人對他們自己的看法」。

當然，對於步上這段朝聖之旅的少年而言，規矩，還是相對嚴苛的。如電影所呈現，亞當的旅途，需在費德的監管下進行，沿途嚴禁使用電子產品，每十天才能休息一天，每天撰寫日記，亦需不定時向協會報告進度。所以，雖然不至於受困於監獄，但眾多廣泛應用於少年監獄的規限，依然存在。

縱使如此，毋需於囚室內狹隘而無了期地來回踱步，而是於廣袤的天空與豐盛的自然地景之間穿梭，呼吸新鮮空氣，朝著一個顯然甚為崇高的目標行進，在種種意義上，這始終是相當不「監獄」的。

在象徵層面上，這也甚具意思。電影裡的亞當，屢次犯事，盜竊成性，可說是被社會的伊甸園驅逐出去的他者。進進出出法庭，與「專業機構」的接觸當中，他無不是以一個「罪犯」的身份，被質疑，被評估的。自然地，他亦內化了這個「少年犯」的身份。他在旅途的第一晚，便已經與費德起了爭執，說，「我當我的少年犯，你當你的好好女廚！」

當社會皆視他為少年罪犯時，對他而言，最簡單的做法，當然是迎合這個身份。

但是，電影自然不甘於表象。亞當，也許有點過度執迷於他那個缺席的母親，甚至說他屢屢犯事，不過為了讓她來看自己一眼；後來，電影亦一再重複運用聖母瑪利亞的意象，以強調少年亞當的攻擊性，更多不過為了保護其缺愛又害怕表現脆弱的內心。亞當溫柔，亦具與其年齡相符的天真——他被草蜢嚇得彈起，小心翼翼地餵牛，想摸不敢摸，又會為與費德爭執而後悔。也許，我們會對一些稍為太刻意的表達方法抱有保留——比如，真有必要來一段萬福瑪利亞Rap來表現亞當內心的變化嗎？又或者，那連珠炮發的航拍鏡頭，會否太炫目了點？——但是，我始終覺得，這部電影的確為我們，帶來了一些珍貴的啟示。

比如，在旅途中，亞當，並不是作為一個少年罪犯出現在社會的目光之中，而是單純的一個旅人。在那裡，他能夠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存在，不受過去經歷（或身份，或罪名）所捆綁。其他旅人自如自在地與他相處，毫無任何顧慮或偏見。農場主人非因為他是罪犯而舉槍，而是因為他與費德擅闖他的農舍；截肢少女埃斯特拉（Maëlle Vidou 飾）見他情緒低落而搭話，亦不因什麼，純粹性格使然。

不過，在這裡，還是那裡，那種雙重身份的困境，總是一再如鬼魂回歸，阻止亞當與他人發展出「正常」關係。短暫相處過後，來到與埃斯特拉分別的時刻，被拋棄的傷痕又再疼痛起來。他憤然踢向少女的義肢，破口怨罵：「我們大家也是不正常，但人們看得見你的，看不見我的！」

他所說的，表面上，當然是關於兩人怎麼被社會所感知——她，因為義肢無法掩飾，所以不得不擁抱這作為身份一部分；然而亞當，卻因為那些經歷與罪名是看不見的、是隱形的，而不得不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為之受苦——但是，同一時間，他難道不也在說，她肉體上的傷痛，是能夠獲得同情的，然而他那些被忽略、被拋棄的傷痛，卻只能以一條條罪名的形式被認知、被恐懼？

當然，這是情感的宣洩。在現實層面，想必會引來反響：「但他偷東西，他打人呀！我們同情他的話，那被打的人，被偷東西的人呢？誰去同情他們？」

對於這種質問，我當然沒有一個得體的回應。但至少，導演，透過一而再的宗教意象，乃至這條朝聖之旅本身，提醒我們的是，人，終有改變的可能。如果我們認為，這些少年罪犯，乃是「誤入歧途的少年」的話，那麼，引導這些少年「回到正途」的方法，除了倚靠恐懼、震懾，以及衝擊之外，又有否其他可行的辦法？

至少，在法國的背景下，這段代替監禁的朝聖之旅，對於「門檻協會」而言，確為對社會與青年的雙贏。這種步行計劃的成本只為監禁的一半，成效卻甚為顯著：在高達七成少年釋囚將在兩年內再犯的情況下，有接近六成年輕人在完成旅程後，成功進入重新社會化（réinsertion）的進程。

當然，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我只能夠想像，這是絕對不容易的。但是，這部電影，我想，無論如何，仍向我們呈現了一些，有關於懲與教的，稍為不同的想像——又或是，至少，對一個社會而言，信任，以及修補關係的，不可取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