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Pussy Riot 成員自述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脅迫　監視同行藝術家

2012年，Pussy Riot 戴着鮮色頭套闖進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進行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抗議。Pussy Riot 擅長以音樂和行為藝術介入政治與公共空間，這場行動令她們成為全球最著名的異見藝術團體之一，也令成員付上沉重代價。

Pussy Riot 成員 Nadezhda Tolokonnikova、Maria Alyokhina 及 Yekaterina Samutsevich，其後被裁定「出於宗教仇恨的流氓行為」罪成，被判監兩年；Samutsevich 上訴獲緩刑釋放，另外二人則被送往監獄服刑。此後十多年，拘捕、監禁與流亡，一直伴隨着 Pussy Riot 的名字。

今年 8 月 24 日，由流亡俄羅斯記者創辦的媒體 Port Media 發布一篇報導，由 Pussy Riot 成員 Rita Flores（本名 Margarita Konovalova）現身說法。Flores 在訪問中首次公開承認，自己自 2023 年起遭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脅迫合作，替當局搜集異見藝術家及政治人士的資料，她曾為 FSB 工作約兩年半。

從被拘捕的藝術家，到被迫成為代號「Harley」的線人

Flores 並非第一次面對俄羅斯執法機關。她曾參與一場反對警察暴力的行為抗議，與其他 Pussy Riot 成員把一名扮演防暴警察的藝術家綁在莫斯科的燈柱上，其後被判行政拘留 20 日。

2023 年 2 月 17 日，她在莫斯科的住所再遭搜查。Flores 憶述，兩名 FSB 人員闖入家中，沒收其手機與電腦，並以她在社交媒體發布俄軍烏克蘭行動的言論作威脅，揚言對她提出刑事檢控。

據 Meduza 的報導整理，Flores 稱 FSB 人員以殺害其家人作威脅，甚至警告如果她拒絕合作，可以令她「人間蒸發」。其後她在脅迫下簽署合作協議，被賦予代號「Harley」；除了俄羅斯國內護照，其他證件一律被取走，並獲發一部工作電話。

The Insider 報導指，Flores 承認曾收取 FSB 報酬，最初一次為 3 萬盧布，其後每月收取 5 萬盧布（約 600 美元）。《The Art Newspaper》 指被招募後的 Flores 長期活在恐懼之中，並表示期間曾多次企圖自殺。

一邊提供情報，一邊嘗試破壞任務

Flores 的其中一項工作，是尋找可以讓 FSB 用作針對創作者的藝術作品，並為當局準備人物資料，包括政治立場、背景、親屬、密切聯絡人、生活習慣及個人弱點等。她承認曾參與搜集多名藝術家及異見人士的資料，包括街頭藝術家 Philippenzo、行為藝術家 Pavel Krisevich，以及 Pussy Riot 成員 Maria Alyokhina。

Flores 同時指，自己一直嘗試在 FSB 與被監視的藝術家之間周旋。她曾故意與監視目標製造私人爭執，再向當局聲稱雙方關係破裂，以拖延甚至破壞任務；她亦稱自己會盡量避免提供真正有用的情報，希望減低對被監視者造成的傷害。

事件曝光後，其中一名被她監視的藝術家 Pavel Krisevich 接受 Meduza 訪問，坦言得知事件後大受衝擊，認為 Flores 對部分事情的描述可能有所美化，但最終仍選擇原諒她。他認為不應把 Flores 污名化，反而應該同情一個被制度逼迫的人。

Flores 所述的工作細節目前仍主要來自她本人，外界無法完全掌握事件內情。多家外媒在報道時亦註明，細節主要基於 Flores 的說法，部分指控目前未能獲得獨立核實。

被要求誘捕昔日戰友 成為她的「不歸點」

直到後來，Flores 說 FSB 要求她接近俄羅斯獨立媒體 Mediazona 共同創辦人、與 Pussy Riot 關係密切的 Pyotr Verzilov。Verzilov 近年身處俄羅斯境外，曾公開表示加入烏克蘭軍隊作戰。

Flores 聲稱 FSB 要求她把 Verzilov 誘到塞爾維亞一間咖啡館，再由在場人員將他綁架甚至殺害，並為此提出最高 300 萬盧布（約 3.6 萬美元）報酬。她形容，這成為自己的「point of no return」（不歸點）。

她沒有執行任務並開始拖延 FSB 人員。Flores 其後向人權律師 Dmitry Zakhvatov 求助，最終逃離俄羅斯。

不過，Pussy Riot 共同創辦人 Nadya Tolokonnikova 得知事件後，選擇與 Flores 劃清界線。據 《Kyiv Independent》8 月 26 日更新的報道，Tolokonnikova 表示自己在訪問公開後才知道事件，並稱二人從未以 Pussy Riot 行動者的身分一起工作，Flores 亦不在她的信任圈內，日後不會再與 Flores 聯絡。

當監控進入藝術家的朋友圈

Flores 選擇公開這段經歷，並不只是為自己解釋。她相信還有其他人遭 FSB 招募，希望自己的經歷能讓身處類似處境的人知道仍有逃離的可能。她形容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遭到招募的人仍可以找到適合的人求助。

這件事揭示了監控更隱蔽的一面：當它進入文化及藝術圈的人際關係，朋友可以被要求監視朋友，藝術家可以被迫整理另一個藝術家的生活與弱點，所破壞的便不只是一件作品能否公開、一個藝術家會否被捕，而是維繫一個社群最基本的信任。

監控甚至不需要每一次任務都成功，便足以產生作用。當社群知道身邊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脅迫下成為線人，懷疑便會逐漸取代信任：人們可能不再分享作品、不再談論行動，甚至不敢向朋友透露處境，一個社群可能在沒有人再次被捕之前，已先被恐懼拆散。

Pavel Krisevich 在得知自己被好友監視後，仍選擇原諒 Flores。他在 Meduza 的訪問中談到，讓所有人活在「敵人無處不在」、不知道誰值得信任的狀態，本身就是這套制度所製造的結果。

這比 Flores 是否值得被原諒，更接近整件事的核心：監控真正有效的地方，不只是它能取得多少情報，而是它能令一個社群開始懷疑自己人。在明知信任可能被利用的情況下，是否還能保留相信一個人的能力？這才是 Flores 這次事件留給我們最難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