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彬傳來《一戰再戰》影評,指出電影還未上映時,已被譽為年度最佳,備受矚目。何兆彬指出電影中,性是權力欺凌也是愛與傳承的載體,尤其體現在黑人女主角與白人指揮官的跨種族關係上。何兆彬直言導演Paul Thomas Anderson以往作品大多文藝,在《一》中的動作戲如此好看,畫面既暴力,又富詩意。 (閱讀更多)
姚金佑傳來《長安的荔枝》影評,指作電影以唐代荔枝運送為主線,透過九品官李善德的升遷與受命,呈現職場奴役與國家衰微。姚金佑認為電影的諷刺性書寫極具力度,尤其在楊貴妃欲取未取的荔枝上得以體現。然而,戲中存有不同問題,如蘇諒、阿僮等配角淪為工具人、喜劇元素頭重腳輕,造成斷裂感等問題。 (閱讀更多)
羅顥熹以盧國沾的經典作品〈找不著藉口〉與雲浩影去年的〈世界多了一個陌生人〉為切入點,探討香港流行情歌創作的演變。羅顥熹認為盧國沾擅長用自然景物隱喻情感的筆法,並將其與周耀輝在〈世界多了一個陌生人〉中,以牆、蟬、城為喻展開他的歌詞,情歌創作從過往的內斂抒情,過渡到現今更為細膩、貼近現實的書寫,展現流行歌詞中跨越時代的情感共鳴與文學再生。 (閱讀更多)
劉以鬯在《酒徒》中感嘆,在香港藝術一沾上交際舞便變了質。然而,梁明暉指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交際舞曾有著另一種姿態。當時,舞女與女明星並列,社交舞從娛樂工具演化為藝術表演,尤以舞王謝魯八與舞后羅佩雲為代表。他們的舞姿展現肢體佈局的創作意識,透過舞廳、電影如《莫忘今宵》與《新娘萬歲》,以及南洋演出,將社交舞舞台化。 (閱讀更多)
石啟峰讀畢Vincent Pak的《Queer Correctives》,指出該書揭示了日常話語如何細密地編織對酷兒社群的無形傷害。作者運用傅柯理論結合社會語言學和酷兒理論,剖析新加坡「新恐同」現象,如TrueLove.Is機構利用愛與悔改修辭,將同性慾望描繪為需矯正之罪。此外,書中提出「線」與「家」的意象比喻,前者象徵異性戀規範的僵直路徑,後者暴露家園的排他性。雖然作者的分析聚焦於新加坡的語境,但石啟峰認為書中的論述同樣適用於香港,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爭議便是一例,突顯語言如何被主流權力用作武器,鞏固異性戀規範,並邊緣化酷兒社群。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