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的異國婚姻》:出走,是為了解放

書評 | by  陳海粟 | 2022-04-20

幾年前我正在因為收集一些跨國婚姻的資料在圖書館被得焦頭爛額時,英國好友突然來電。我接起,他興高采烈地在電話那邊告訴我:在經歷了受傷的感情已經對感情很失望的他,在網路上找到一個異國女友——一個大他十歲的越南女人。在圖書館的我激動得快要叫出聲來。我逢人就說這個消息,迫不及待地跟周圍的人一起分享這件喜悅的事。

出乎意料的是,原以為耳邊會充滿讚美以及欣喜的話語,收到的反饋卻大抵是消極的,如:啊,原來是越南女孩啊,找個英國人應該是為了簽證吧。也有一些研讀婚姻理論的朋友「了然於胸」地說道:這就是跨國戀的路徑,發展中國家的女孩找發達國家的男人結婚一般都是為了嫁出去生活好一些,而且也更有面子不是嗎?更有人毫不客氣地指出:看著吧,你朋友的這段戀情不會長久的。

於是,我在網絡搜索欄鍵入「跨國婚姻」或「跨國戀」,很多污名化的解釋鋪面而來,如「中國女性外嫁,都是看到國外生活環境好,福利好,因此她們希望能通過婚姻移民」,也有形容女性選擇異國婚姻是因為「崇洋媚外」,所以只要是外國人就行。

也有的網頁熱衷於分析跨國婚姻的阻礙,如「跨國婚姻有哪些障礙?」——語言是最大的難題;也有分析「跨國戀愛走到最後,是攜手並進還是分道揚鑣」等的利弊文章。我疑惑,為什麼大家對跨國戀總是抱著一種近乎苛刻的言論——為什麼戀情與婚姻一旦跨國,問題就不再是浪漫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論調,而是搖身一變成了「攜手並進還是分道揚鑣」?並且也成為了「要跨越的障礙」?難道和母國的人結婚就不需要考慮「何時分道揚鑣」,也不需要考慮「跨越的障礙」嗎?

我隱隱約約覺得有哪裡不對勁。但苦於一直沒有找到更多的資料來支持這種質疑。這個問題就一直被擱置著。直到前段時間閒下來在網路上偶然發現作家陳名珉書寫的《我媽的異國婚姻》的時候,我欣喜若狂。這本書似乎在冥冥之中告訴我:我有你想要的答案。

因丈夫去世多年一心迫切希望趕快把自己嫁出去的母親總是在臺灣社會「碰不上那個對的人」。要不就是遇到「沒氣度的老人」,要不就是「沒氣度的年輕人」,總之是「一個比一個心眼狹窄,怕東怕西,好像自己家財萬貫...人人看了...都想削他們一塊肉」的男人或家庭。

在這種「一把年紀了還扭扭捏捏的,好像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的社會中」,母親經歷了幾次三番的失敗後,總結道:「我覺得,問題出在他們都是臺灣人...臺灣人的個性就是辛苦一輩子,財留子孫。老人家的錢不是自己的錢,都給兒孫們管著。所以他們捨不得花、捨不得用,子女也都盯著看著,等著接收。這樣的狀況下...心眼就多了。他們放不開啊。」

當母親在這種「心眼的社會」中找男人的計劃失敗後,母親的眼光竟投向了「陌生人社會」,因為在陌生人社會母親不用擔心說話要思前想後、扭扭捏捏,而是「怎麼想就怎麼說」。

我猛然想起作家蔣勛在《孤獨六講》中提到自己嫁給日本人的一個學生,他/她們夫妻間的對話基本以英文為主,夾雜著一點點中文與日文,還有一些聽不懂的語言,這樣看似彆扭的語言氛圍不僅沒有給生活帶來阻礙,相反讓他/她們的日常對話洋溢著滿滿的幸福。

比起那些說著同一種語言的人,也許正是陌生的語言和文化更讓人覺得輕鬆。正如蔣勛所說——「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也許才是誤會的開始。我們與人吵架,覺得對方聽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語言」。而陌生社會聽不懂的語言和不熟悉的文化卻可以讓人有卸下防備喘口氣的機會。

當母親與臺灣男子相親,對方的兒子直接對著母親單刀直入地說:「我爸爸身上什麼錢都沒有...妳們是不可能從他身上拿到一毛錢好處的。」這種熟人社會的功利性的防備婚姻和語言,難道不是更令人心寒嗎?

我們總是把異文化的不同、語言的不同、社會的不同認為是「有問題的」,是「需要去跨越的」,但殊不知,正是因為陌生文化的各種不同,才讓走進異文化的我們卸下重擔,隨心做自己。

當澳洲阿伯想讓母親吃牛肉的時候,「他在(母親)面前轉兩圈,像逗小狗一樣地壞笑,說:‘要不要來點牛肉啊?’」母親拒絕了阿伯,阿伯沮喪地對著母親說:「妳,兔子!兔子!」母親則回復:「你,老虎!老虎!」阿伯瞬間「得意洋洋」地舉著叉子喊:「我是老虎!」兩個人稚氣如幼童。

我實在很難想像說出這種稚氣語言的可愛母親曾經是一個罵女兒「垃圾」和「不要臉」的潑婦。

剛走進異國婚姻時的母親,在深夜打電話對女兒破口大罵:「我不是因為自己想要,才決定去澳洲的。我是被妳們逼得走頭無路,才選擇了再婚……都是妳們的錯!是妳們害我不得不嫁到澳洲去!妳和妳妹妹讓我丟盡了臉,害我沒有顏面在臺灣生活下去!...妳和妳妹妹,到了這個年紀,不結婚、不成家,連個男人都沒有。看來是打算一輩子清湯寡水地過了!...妳知道我那些同學朋友都在問,說妳那個女兒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哪裡有病,怎麼不結婚也不生孩子?妳知道我每次都被問得回答不出來?我都為妳羞!...我怎麼養了妳這樣的傢伙?...我們費多少力氣把妳拉拔長大,給妳的都是最好的,妳卻長成了這樣!妳爸真可憐!妳辜負了他,妳懂不懂?妳是個廢物,妳懂不懂?活到這把年紀還一無所有!妳就是個垃圾!」

母親用是否結婚來定義女兒的「成功與失敗」,「不結婚」的女兒是垃圾,是對不起父親的廢物。

在這些劍拔弩張,針鋒相對,唯恐沒有用盡最傷害對方的語言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父權製生活下的母親對於女性必須要有男性與家庭陪伴的執念。她選擇走進「跨國婚姻」則是因為女兒的單身讓她的執念破碎,讓她無法直視周遭對不結婚也不生孩子的女兒的目光。在這種目光文化與熟人文化的束縛中,她唯有出走,才能放下。

這一場「不得不遠行」的跨國實踐似乎為母親的婚姻營造出一種「無奈之舉」的氛圍。而這種「無奈」恰恰從反面證明了在熟人社會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母親已經無法忍受周遭的眼光與質問,而逃離熟人社會,才是能夠放下對女兒走進婚姻的執念,與自己臉面的方式。

離開之後的母親真的變得比以前「好相處了許多,因為更加關注自己的生活,在乎如何過生活」。

我們總認為陌生文化與熟人文化的溝壑是需要去填補去克服的,殊不知,熟人社會才是需要去克服的。有時候,正是因為相同的文化和語言,人們才會去互相傷害互相算計互相折磨。因為過分地將自己融入其中,而不知道如何抽離。而異國戀,這另一條出路,給予了深陷熟人社會無法抽離的人們解綁的可能。

選擇異國戀的女性也許是因為本身對婚姻的執念,對家庭的嚮往,對老後的恐懼,但她們絕不是因為希望成為「發達世界」與「男人」的附屬品而「不得不」遠走他鄉。她們遠赴他國是因為也許只有出走,才能找到自我。她們的跨國,更像是為了放下過去,與真實的自己相遇。

「留下」意味著束縛——被熟人束縛,被文化束縛,也被自己束縛。而「出走」即是「解放」。

如今,好友與自己的異國女友已有著長達三年穩定的感情。去年冬日我去英國拜訪他,我們坐在泰晤士河旁夜晚的咖啡館。我好奇地問起為什麼他會選擇找一個異國女友。他端著酒杯的手緩緩放下,身子往靠椅上慢慢靠下來,緩緩地說:可能我受傷太多,太多了。我以前的那些英國女朋友,我總是要去猜她們到底在想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出她們真心的想法,太累了。我不想要這樣的感情。而我現在的女朋友。」他停頓了一會兒,那冰冷的藍色瞳孔望向寒風中河面搖曳著的橙色燈光,語氣溫柔了起來:「她從來不需要我去猜。她有什麼說什麼。她雖然英文不好,我們家裡聊天的時候她也不能聽懂所有,但是這都不是問題,我們總能用一些很簡單的詞彙來表達。她理解我,我也理解她。和她在一起我真的很輕鬆,不用去猜測,這種感覺太棒了太棒了!她真的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她。」

他說完的那一刻,新年的煙火絢爛地綻放在倫敦上空,和他冰冷的藍色瞳孔中。那些受過傷的沮喪,那些全副武裝的凜冽,都在柔軟的眼神中,消逝了。

新年開始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與愛的距離——評《我們為什麼被霸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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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粟

在敲擊黑白琴键的狂熱中感受寧靜;在行走與閱讀中用想象力發現獨特;在傾聽中用洞察找到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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