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態之愛下的流動與追尋——讀黃怡《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
在二十一世紀初，波蘭籍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提出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取替慣常使用的「後現代」一詞，說明當代與啟蒙現代性並非截然二分的斷裂關係，又強調在液態現代性時代的社會文化，重視的是時間上的速度與彈性。及後，包曼選取了人際關係的面向，出版《液態之愛》（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一書，進一步闡述其觀念。在《液態之愛》中，包曼說明當代人的人際紐帶中存在着一種詭異的脆弱性：一方面想收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紐帶，另一方面又想把它鬆脫。這種脆弱性引發人們心中的不安全感，繼而促使互相衝突的慾望。這在愛情關係中，就是戀人難以拿捏彼此之間的距離，距離太近會讓人窒息，太遠了又失去親密所帶來的安全感。包曼強調，戀愛中的人們所擔心的不只是失去伴侶，還更怕失去自我、自由。愛情的痛苦，並不在於失戀或追求不到心儀對象，而在於更根本、更難以解決的對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
筆者於本文便欲借助包曼對當代人際關係與愛情的觀點，閱讀黃怡於二〇二一年出版的《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相信能藉此對小說展現的城市人性愛慾有更深入的思考。雖然作家董啟章先生早已獨具慧眼地指出，黃怡這部作品是以「談戀愛」之名，速寫後社會運動與疫症時代下的香港景貌，但筆者仍然認為不妨「反其道而行」，確確切切地對數十篇短篇小說中的戀愛故事研讀一番，縱使所得的不是甚麼「戀愛秘笈」，卻也是在這大時代下，人們生活於「擠迫之城」中的精神狀態。
首先，書中開篇的同題小說〈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便已生動地刻畫出活在這個擠迫之城的人不甘於「固態」生活的特質，那是一種追求「流動」的精神。這篇有趣而精巧的小說先是以一輛在繁忙時間被塞堵於隧道內的巴士為場景，敘述巴士上不同人物等候通車時的活動。巴士本來是在大道上來回穿梭，理應處於流動的狀態，偏偏擠迫之城的交通規劃使巴士及其上的人被迫進入停止的境況。但空間的停止無法困住城市居民的生活創意，車上乘客利用這段時間來創作、補習、賺外快，甚至是偷情。時間既然沒有靜止，人便以高度的彈性與之配合，在其中攫取對自由的滿足感。在這一節的標題中，「輛椅」的意象極為巧妙地呈現出民眾的精神面向：包括會朽壞的肉身在內，沒有任何人或事能阻礙其流動。然而在流動的自由之下，不難發現人物苦苦追求的卻是心理上的安全感。這篇小說在結構上又以「WHEN」、「WHERE」、「WHO」擴闊對城市民眾生活橫切面的展現，在擠迫之城下，人們尋覓着物理與心理層面上的安穩。
然而，自由與安全豈易兩全？其後各篇的小說便以不同人物為中心，表現一對對戀人，或是一位位戀慕着別人的人，他們在擠迫之城裏如何擺蕩於自由與安全之間。小說〈故意〉中的「我」有着一位控制欲極強的男友，「我」長期因為按自己的喜好「gel甲」而遭到男友批評，而男友甚至把修飾指甲的行為提昇至道德敗壞的水平。最後「我」不堪忍受男友的控制，分手收場。在故事中，「我」無疑曾面對着自由與安全的困惑，「gel甲」是「我」喜愛的事物，是構成自我的重要部分。男友的控制既剝奪了「我」的自由，同時也能合理地推斷他是以控制來獲取自身在感情關係中的安全感。當二人的自由與安全在同一事項上有抵觸時，「我」最後只能選擇自己的自由，結束了原本看似穩固的關係。
在擠迫的液態城市裏，人們迷戀着流動，惦念着流動的滿足與快感，因為「硬邦邦」的婚姻會突顯出伴侶雙方的稜角，會令人受傷，也叫人退卻。故此〈軟鐘〉裏的男人趁妻子出差時與情婦「妳」在家中翻雲覆雨，他是為了逃避夫婦之間的磨合而相中了流動和善變的「妳」，因為「妳」在他手中，被他的權力支配，受他所形塑，或者朝着他那帶有消費主義與傳統思想結合的生育觀念邁進。奇妙的是，「妳」似乎也因為自物的流動性質得以在暗角之中「韜光養晦」，等候着向「正印」妻子一次反擊的機會。善於流動於時間之中的你，因為自身的「柔軟」而輕易化解一切的攻擊，但是這樣的「妳」卻注定得不到關係裡的安穩。
同時，在擠迫之城的愛情觀念中，戀愛與物質被認定為不能分割的連體嬰，配合資訊科技下的媒體文化，它們一次過滿足了在液態現代性下人們對自由與安全並存的渴望。作者在〈吻〉的起首部分對婚嫁珠寶廣告的描寫，便以幽默的方式批判了嫁娶與消費之間的連結。〈拿破侖與拿破侖〉中的人物更透過華麗服飾這一類物質來解決自身內在的焦慮——既然在這個城市無法建立理想的自我身分，便以服飾來讓自己扮演不同的身分，且在扮演過程中獲得利益與滿足欲望的快感。當然，要數最能突出愛情與物質關係的小說人物，莫過於〈擠迫城市的戀愛方法〉裏「WHO：購物天堂戀人」中的「妳」，以各樣物件（與扮演）在同事面前建構出一位高、富、帥、有情趣又有外國護照的虛擬男友。小說直接寫出傾盡全力打造虛擬男友的「妳」的觀念：「愛情是一種如此虛無的情感，幻化自並不更加具體的靈魂但幸好能寄生在肉身，以及被各種物理上實在得能被標上價錢作實際交易的物件〔⋯⋯〕」。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作者在小說模仿註釋的形式，在結尾附上一個「Shop list」，揭示出那位虛擬男友的組成物件，把消費與愛欲的關係表露無遺。
在晚期資本主義下，消費的力量已澎漲得難以壓制，人們每個生活層面均無一幸免地遭受其入侵。然而小說同時也表現出，把愛戀與消費過度扣連，縱使成功製造出一個幻象讓人轉移在人際關係上的傷痛，卻也無助解決傷痛的核心根源。「妳」在那些同事面前「擁有」一位虛擬男友，但是仍走不出與上一任男友分手遺下的情傷；「妳」得到那位老闆給予的投資資金，隨時隨地穿上各式華服，扮演不同人物，終仍是填補不了童年時留下的陰影；「你」在社文媒體上以隱暱的帳戶盡情表現對其他情侶的憎厭與幻想，為夢中情人儲夠數十朵金玫瑰，依然無法解決「你」因過度自戀與自卑所產生的人際問題，成就自己的愛情。由資本堆積起來的幻象終究是幻想之物，小說佈下了隱晦的線索，令人讀出消費支配下的愛情觀未能真正滿足人在人際上的情感需要，使人不禁同情小說人物的行動和際遇。
然而，如果黃怡只是要向讀者呈現擠迫之城中人們那些令人嗟嘆的愛情關係，那麼小說似乎會有所偏廢。小說超越理論的地方在於，作家透過生活中的觀察與經驗，以及生活裏獨一的感受與體會，再現一時一地的複雜精神面貌。
「愛」這個字之所以令人倍感沉重，是因為它包含着承諾，而在充滿着危機的擠迫之城中，要求人為愛侶作出一個時間跨度極長的承諾，並不是一件易事。不過，即或如此，黃怡仍透過小說中揭示在擠迫之城生活的人仍是渴求着與愛有關的承諾。在〈Will you still love me, dear？〉一文，敘事者想像自己的身體受到嚴重創傷時，將會在擠迫之城的日常生活遇上哪些不愉快的對待或歧視，然後向愛侶叩問是否仍會對自己不離不棄。如上文引述的其他小說一樣，這固然表現出人物對愛情承諾的不安全感，但是換一個角度想，那些連串的發問同時也反映敘事者對愛的渴求。對於包曼來說，愛情的困難之處是在於關係的維繫與經營。愛是預設了承諾、需要下定決心去經營的。而這個決心的內涵是願意不計代價為了兩個人的關係、共有的未來努力，其中的代價也包括放下自我。我們可以說，小說人物對承諾能否實現的態度是猶豫不定的，但這些不確定的想法不能掩蓋城中之人對永恆之愛的追求，也不能否定在擠迫之城中開出健全的愛情之花的可能。
而在〈遺屬〉之中，小說敘事者以親暱的口吻向愛侶索取皺紋、手臂、嘴巴等屬於對方的一切，為要在對方生命殞落之後，保存着有關對方的記憶。這個遺屬的角色必須由「我」——作為「妳」的愛侶的人才可以勝任，因為在索取與保存的過程中，「我」和「妳」之間的愛情充滿予包容的力量。「我」因愛接納了「妳」的一切，故此由「我」所保存下來的，是更完整的「妳」。這力量也使二人之間的愛情超越了世俗形式的承諾：「不用簽名，我們之間不需白紙黑字。不用握手，我們比這親密得多。給我一吻，就作實。」至於為何要保存這些東西？小說中的「我」沒有明確說明，卻在人物的喃喃自語中暗示「我」和「妳」正在面對一個「太冷」、「太可怕」、「急速變化」、充滿各種殘酷景象的世界，「我」要以最能持久的記憶來保護／保存所愛的人。換言之，在這個外在世界面前，保存「我」和「妳」的愛情是一種抵抗的方式。更難得的是，「我」並沒有因此而充權自己，沒有強佔遺屬的位置。「我」在小說的結尾透露，倘若早逝的是「我」，「妳」便成了一位遺屬，而「我」會心甘情願地把身心靈的一切記憶與痕跡寄存在「妳」那裡。在這場愛情之中，「我」的自我既被保存，同時也消融在二人的身心記憶之中，並散發出對永恆愛情的強烈渴望。
要實現愛情裏立下的山盟海誓，在愛情的過程中學會拋棄不必要的自我，磨走一些梭角，打造出對方能夠鑲嵌的模樣。這固然不易，但仍是有價值的人際之旅，其中甚至能誘發出驚人的創造力，使人們在難以改變的擠迫之城中開創專屬自身關係的小天地。那就好比〈波斯（富街）地毯〉裡那對爭吵的戀人，起初是那麼地以自我為中心，可是一次吵架、一次受傷卻迫使戀人反思自身的脾氣與缺點，激起戀人對彼此的憐愛。他們結合藝術歷史給予的靈感，最終突破了擠迫空間的限制，以想像力建立新的同居生活秩序。文末的「春天」，既呼應波斯地毯裡的圖畫景象，也暗示了戀人的感情未來。
在液態現代性下的擠迫之城確實每刻充滿變化，它隨時間流逝而變，邁進的方向未必是人所能預計、接受的。可是，在這個充滿流動的城市中，包含着為他者犧牲自我的精神，使得那些為愛情追求永恆的小故事更加動人。〈浪裏〉的教授無法阻止癌症掠去妻子的性命，恰如他無力阻止城中的地產霸權用一棟棟屏風樓，擋住妻子生前愛觀賞的露台海景一樣。但是他因為對妻兒的愛，選擇與內心無法抹去的悲痛共存，直至把三個孩子養大。在這故事中，死亡一早已被超越，而隨死亡而生的哀痛卻因愛而被淡化，城中漸高的大樓無法困住教授記憶中那片與妻子互相依偎時所看的海。
此外，黃怡筆下的故事大半觸及城市中的社會運動與肺炎疫症，不過在運動遺下的創傷，與疫病造成的生活困頓中，戀人間的愛卻成為撫慰傷口的方法。甚至可以說，疫情的出現反而激發起戀人間最真摯、無私、平凡卻是偉大的愛念。其中最常被作者描述的場景，便是一對對戀人為了不使伴侶承擔感染病毒的風險，減少二人相見的機會，抑制自己的慾望，也就是削減自我的滿足。正如小說〈恆久忍耐〉中的一句：「然而當下真正的愛，就是不讓你深愛的對象承受任何被病毒感染的風險，而凡人的偉大不是隨便以身犯險，而是時刻平靜忍耐。」在這些小說情景中，液態現代性城市的人際冷漠、疏離、物質化等特點已被淡化，反之突出的是城市中人與人之間微小的愛意。微小，卻是偉大。
從談情說愛擴展至當下的香港處境，自由與安全的矛盾需求似乎也是社會正面對的兩難局面。而在人際關係上，包曼的見解或許恰當，液態現代性的人們已經寧可要靈活的連結，而不要有負擔的關係。但，拋開理論的說法，黃怡卻借助小說告訴我們現實情況並非如此一面倒的，在液態現代性觀念的影響下，擠迫之城的人們仍有勇氣把自身拋擲在難以捉摸的關係之中，他們會迷茫，或走上歧路而使自身遍體鱗傷，但是他們一樣會鍥而不捨地追尋永恆，在過程中學習放下自我，讓主體因融合、吸納、同化他者而變得更加寬廣，使這個擠迫之城生出深長卻獨有的根。如包曼對「愛」的判斷：「愛不是在渴望一個現成物，一件完整且完成的事物，讓愛在其中發現自己的意義——而是迫切着參與，好變成這樣一件事物。」因為愛包含着創造性，故此必然面對着風險。在《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中的人物，他們不斷地流動，其實也是不斷地創造，以自身的生命抵受風險，打造獨一的香港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