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實　當初怎能預告——《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

終於有人這麼原原本本的，把香港流行音樂的軌跡寫出來。我讀此書的時候這樣想。雖說是側寫香港，但其實潘源良的平生故事，正正是直面、載負香港文化與時代政治經濟變遷之間的種種角力。

作為後輩同時也是文化研究學者，不得不為到此書的來臨而精神為之一振。不論是在學術上、文化研究之中有關香港流行音樂的研究光譜，或是近日因為Mirror冒起而帶來的坊間討論，此書都來得及時，成為異常重要的懷舊與展望。

在過去兩個世紀，有關於香港流行音樂的文化研究大多斟酌於文本分析，譬如歌詞、音樂錄像、明星文本等。譬如早期的周蕾（1992），從羅大佑的背景、形象以及他的作品開展了香港的殖民與後殖民書寫的討論。另外，學者朱耀偉、樂評人黃志華也陸陸續續發表了不少歌詞研究，而殿堂級詞人黃霑以真名黃湛森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2003）。後來，散散碎碎，也有學者就到音樂工業的不同層面稍作討論，但重點還是離不開歌詞、歌手。張國榮、梅豔芳，算是比較接近現實的大概是達明一派、何韻詩，後來，本地學術圈因為Mirror而變得熱鬧，也因為Mirror而團團轉。而文學、文化圈也同樣。一方面為到香港流行音樂的新的討論空間而感到安慰，一方面也為其他明明很有意思的音樂人、作品、討論角度而感到可惜。驟看此等現象，好像過去十年我們都沒有好好認識過香港流行歌一樣。

因此，潘源良的這本香港誌記來得正好。正好的意思是，這位由香港百花齊放的八十年代初入行、跨界至今的前輩講述其創作生涯，同時亦記錄了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的神奇又詭異的變化。

潘源良與大部分港人一樣，身分歸於香港，但也無法脫離原生家庭的中國內地為鄉的背景。在年青時所見證的香港的火紅年代，保釣、中文運動等社會大事都一一構成潘的養分之一。七十年代的文化浪潮，火鳥電影會、突破時刻，一群群志同道合者的交流，以及一個個營養充足的時機也是他偶有提及，必不可少的啟蒙經歷。

歷經一個政治及身份意識強烈的成長過程，在認祖歸宗與憂慮前程的夾縫中，潘在恰恰在經濟起飛、文化工業發展的如火如荼的八十年代起步。從他的訪談中，他就如一個八十年代的代言人，展示到當時創作人機會處處，以及各個圈子求新、求創意的渴望。「那時候媒體屬於摸索期，沒規範，容許胡來。」潘如是說。

八十年代，一群群創作人在外地進修回來成為海歸派，同時一個個文化團體到處物色人才、新思想，譬如從美國回流的榮念曾所帶領的進念二十面體。而另外，商業電台，也是非常重要的平台。因此，當潘提到在商台的點滴與操練，也是彌足珍貴。由一個平台跨到跨一個平台，由電台，到電視台、樂壇，再到球壇與電影等，潘源良似乎是最能繼承到再上一代，黃霑等人的跨媒體路線的。而當然，除了本來出於的八十年代的時代優勢，也需要人脈所成就。畢竟，一個工業健康與否，除了結構性的考慮，也需要當中成員的意識與實踐。

因此，除了回憶過去，當中夾敘夾議，不乏潘源良對業內各種轉變的批判。相比起鄭國江、黃霑、林振強等扶掖後輩、努力維持公平競爭的事蹟，有關電台與創作人打交道，以及後來林夕、黃偉文獨攬市場的現象，相信潘源良才敢，或是才有資本提出。而他在後半部分時而提到對Mirror熱潮的質疑，在現時一片吹捧熱潮之中，幾乎是力排眾議。除了資本市場底下的變遷，中國因素的介入也是無聲無息地出現。潘所回顧的經驗、看法，由潘源良到筆名袁兩半之間的思考，的而且確揭示了更多音樂人的現實困境。而以上種種，正正是香港流行音樂研究、坊間眾聲所經常忽略的。時代的意義、現實市場的人際網絡、粉絲經濟當中的渴望與盲點、創作人的志業經營，等等等等音樂生態的組成，都是我們需要理解的。

讀著潘所述說的幾十年平生，少不免牽來懷舊的情結。然而，懷舊的出現，往往緣於對於現狀的不滿與失落。懷舊同時也是對於來日的展望。因此，透過此書，或者你會感嘆此際我們缺失了甚麼，要建立甚麼，以至在紛亂光怪的城市中，以及喧嘩眾聲之中，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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