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康昊攜新戲《韓戲逼人》來港　談韓國電影發展：從審查走到今天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時間的累積

最近，韓國影帝宋康昊來港，其新戲《韓戲逼人》為香港亞洲電影節其中一部開幕電影，除了宣傳新戲，宋康昊亦出席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宋康昊大師班」，與演員林嘉欣、鍾雪瑩及學生們分享自己的從演心得。筆者整理「宋康昊大師班」及宋康昊接受傳媒訪問內容，看看這位影帝在從影30年間如何走自己的演員之路，及韓國電影之路。

電影的價值是甚麼？

由金知雲導演的《韓戲逼人》是一齣黑色喜劇，電影背景設置於1970年代的韓國，在戲中擔任金導演一角的宋康昊由於想到一個一鳴驚人的結局，於是鋌而走險，試圖繞過當時十分嚴厲的電影審查，偷偷進行拍攝，期間經歷重重困難，製造不少笑點。「拍攝黑色喜劇不容易，導演希望觀眾不只爆笑，還能會心微笑。」

現實的片場中也笑點不斷。由於宋康昊在片中飾演一名導演，台詞上他有時需要喊「卡！」有不知就裡的工作人員會誤以為真的是金知雲導演喊「卡」，馬上停下手裡的工作，滿臉疑惑。

由於電影背景為70年代，他和其他演員都花了不少心思去研究當時的社會氣氛、對白語氣，作出適當調節。加上電影是在Covid-19期間拍攝，因此也存在不少變數，例如他試過在去片場途中確診新冠病毒，要立即回家隔離，導演被迫拍攝其他場口，影響進度。

但也是在Covid-19期間，令他開始思考「電影是甚麼？電影的價值是甚麼？電影的存在意義是甚麼？」疫情過後網上串流平台主導了全球人民的觀賞體驗，每個人隨時隨時都可以在電話觀看不同節目，「怎樣可以令觀眾進入戲院，在螢幕上看而不是在電話上看電影？」

從演30年間，宋康昊常代入觀眾的角度，想觀眾期望在電影中看到甚麼？「但不能做意料之內的事情，被觀眾猜透就不成功了，要讓觀眾感到驚訝，但這是很難拿捏的。」他說笑似地談起他與奉俊昊於2003年合作的電影《殺人回憶》，「這套戲在韓國大受歡迎，至於我就覺得⋯⋯還是不予置評好了。」他說罷吃吃地笑起來，演員期望與觀眾口味之間的尺，實在不容易拿捏。

需要空出來的演員

這次宋康昊飾演一名導演，現實中他又會否演而優則導？他說這條問題自20年前開始便有人問他，那時他說不會，「過去不會，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考慮做導演。」宋康昊斬釘截鐵地說，「因為導演要有自己的風格、世界觀、看待事物的方式，除了要具備才能，還要有駕馭現場的能力，而我完全沒這方面的能力。」他笑了笑，「做演員已經很辛苦了，所以不會考慮做導演。」

在片場時，宋康昊通常喜歡靜靜地坐在一旁，不說話，即使放假，他也喜歡在躺平。他笑說台下的老婆可以為他作證。「有的演員放假喜歡參與不同活動充實自己，我不會這樣做，因為我心理上很需要一個完全空出來的部分，好好休息。所以為了守護這個空間，我必須拒絕其他活動。」

一個如此喜歡沉浸在自我世界的演員，為何得到那麼多導演青睞？他聽罷微微一笑，「這個問題也是很多韓國記者喜歡問的，我想我已經找到答案——因為我長得不帥！」還未等翻譯員翻譯，台下已傳來一陣哄笑，宋康昊很驚訝有那麼多人聽得懂韓文。「因為我長得不帥，所以可以出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可塑性較高；另一方面，可以拉近我和觀眾的關係，讓他們覺得我們是同一個世界的人，彼此之間沒有隔膜，沒有一面牆，像一個鄰居般親近、親切。」這當然有說笑的成分。宋康昊是個自我要求嚴謹的演員，常看見自己的不足，「每次拍完一部作品都會問自己表演如何？」他有今天的高度，都是「像走樓梯一般，慢慢地一級一級向上爬，一直走下去。」

那些年韓國電影的高牆

而韓國電影亦在歷史長流中一級一級越過高牆，走出韓國，走向世界。

鍾雪瑩在大師班上曾問宋康昊在拍攝《韓戲逼人》時有沒有參考任何電影。宋康昊表示，「為了準備這部電影，當然看了很多70年代的韓國電影，但我覺得那時不論是韓國電影也好、香港電影也好，由於製作環境及資源都不是太豐富，所以以現在的眼光和標準去看會覺得有不足之處，但他們還是在有限的資源下投放熱情，盡力拍出一部電影。」有趣之處是，如果硬要他選擇一部參考電影，他選擇的卻不是他成長時的70年代電影，而是他未出世前的50年代由俞賢穆導演的韓國電影《誤發彈》（於1959年拍攝，惟因電影審查被禁映，直至1961年才上映），電影講述625戰爭為一個家庭帶來的傷痛。

這或許可以追溯一下韓國的電影審查歷史。1953年韓戰結束後，韓國引進不少海外電影，韓國本土電影亦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聚集在首爾忠武路一帶，這時雖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審查，但創作者們仍能拍出多樣化的故事。

1972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使其可以無限期連任總統並擁有掌握國家的絕對權力，朴正熙打著保護國產電影的旗號，頒發《電影法》，下令關閉多間獨立電影公司、封鎖國外電影，讓電影淪為獨裁者的宣傳工具，這時期被稱為韓國電影的「黑暗時期」。《韓戲逼人》的背景便設置在這「黑暗時期」，因此電影中有不少宋康昊與政府審查人員斡旋的情節。

直至80年代，在經歷過光州事件後，全斗煥上台，於1984年第五次修訂《電影法》，放寬對外國電影的限制，以電影業登記制取代原本的許可制，降低創作門檻，使韓國電影迎來一股新浪潮。

輝煌與沉寂之間

宋康昊便是在這股新浪潮之下出道，並逐波逐波地被推上浪尖。1996年，原本擔任舞台劇演員的宋康昊在前輩的推薦下首次出演電影，在洪尚秀導演的《豬墮井的那天》中擔任群演。後來碰上金知雲、李滄東、朴贊郁、奉俊昊等導演，眾人一步一步把韓國電影帶上國際舞台。說起這些導演，宋康昊說他們都是對電影有熱情的導演，亦很尊重演員，藏不住搞笑本能的他想了想又說：「要說不同的話，就是眾人體重不一樣，最重的一定是奉俊昊，哈哈哈！」

早前周潤發在「釜山國際電影節」領「亞洲電影人」獎項時接受傳媒訪問提到：「羨慕韓國電影，創作自由度比香港高」，宋康昊聽罷露出驚訝表情，表示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周潤發的評價。他同意創作自由是韓國電影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了以前嚴密的審查制度，的確會令大眾藝術更加百花齊放，大家可以說自己想說的話，社會氣氛亦開放了。」

過去宋康昊出演的電影多針砭政治，例如《逆權司機》、《逆權大狀》；又反映社會問題及揭示人性，如《上流寄生族》、《末世列車》等等，對此他提到自己在選擇出演哪一套電影時並沒有刻意選擇政治及社會題材，但他覺得「這些探究社會或人性特質的電影，的確可以跨越文化差異及國家邊界，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共同體，不論韓國人、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都可能會遭遇類似問題或情況，所以這些電影裡對人類感情的描寫能夠感動不同觀眾，帶來一種普遍性的喜悅。」

在他成長的年代，韓國電影由於審查沒入黑暗之中，彼時香港卻正處於黃金時期，「那時香港電影很成功，有很多很燦爛的電影，甚至是不少韓國電影人的夢。」宋康昊說，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他是以粉絲的心態頒獎給周潤發的。

近年宋康昊少看了香港電影，他覺得經歷過輝煌的香港電影走進了沉寂期，「但相信之後會再度輝煌。」宋康昊說，「因韓國電影也非一朝一夕間發光發亮，所有東西都是在長時間裡漫漫累積，包括觀眾對電影的認識、創作者的追求等等。」而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亦為韓國電影灌注了不少養分。

「無論如何，社會是不斷變化，隨著這些變化，將來說不定有改變，」宋康昊在記者會上說，「韓國以前也經歷過電影審查這些事件。所以我相信香港電影也會迎來很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