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當代舞蹈團今年五月的大型製作《冬之旅‧春之祭》，重演兩個黎海寧作品，分別是上半場的《冬之旅》和下半場的《春之祭》。演出開始，鋼琴伴奏李嘉齡和男低中音黃日珩進場，舒伯特《Winterreise》組曲響起，沉厚的德文歌聲在凋零的枯樹佈景前迴盪。資產階級（bourgeoise）品味的氛圍，在重視本土、平權的今天，欣賞它可能不很追得上時代，但是對在殖民時代長大的我來說，它是多麼的熟悉。從此兩作品起到千禧後十年，黎海寧的舞蹈代表了一種特定的時代品位；《冬之旅》和《春之祭》的重演，尤其突顯香港文化之轉變，當中流行文化對藝術深度的衝擊，是香港、以致全球藝術工作者必須面對的狀況。 (閱讀更多)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閱讀更多)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閱讀更多)

對於戴先生，我還是十分尊敬的，原因就在於他曾翻譯了我最喜愛的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且譯得不錯。因此我在翻讀全集的時候也特別留意他對於詩歌的見解，其中〈望舒詩論〉就清晰地記下了他對詩的見解。這篇詩論以點列的方式書寫，應是創作雜感，篇幅不長僅有17句話，但這短短的17句話中矛盾重重⋯⋯ (閱讀更多)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