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閱讀更多)
人煙是關鍵詞,有人煙才有晚稻的豐收日,或者說收成才有意義。塵土、炮灰一般的犧牲到底有什麼意義?這是《八佰》嘗試回答的第一重要的問題,但可惜,這個問題得不到紮實的回答,電影反覆出現的一句:「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如此輕飄無實質內涵,像流行歌詞,完全擔不起犧牲的重量。 (閱讀更多)
戲院重開,《幻愛》延續強勢,黃美甄的這篇電影評論,探討鏡頭作為電影語言如何配合電影主題,以純愛揭示彼此的殘破。是救贖,抑或幻滅? (閱讀更多)
鄭政恆曾評論《天堂》道:「從倒置中,在破壞傳統與擺脫命運的同時,人便得到一個嶄新的境界與視域。」我認為此話是準確的。正如崑南在書裡明示:「我在我思或我思我在,最後應是我變了另一個從未思維過從未存在過的我。」《天堂》裡展現出其強悍的書寫意志,是為了積極地尋求逃亡路線(ligne de fuite),始終以書寫持行流動變向的姿態,而奮力抗衡於現實社會結構與文化常態的惘惘威脅。故此,何游始終否定他是在逃避,而是在尋覓新的可能,猶如尋覓新的武器對抗時間的壓迫。的確,時間的焦慮亦是《天堂》的一大命題。正如德勒茲指出的,存有緊握其生之本能,則非直面時間不可,時間有兩面:一面是現存之活,一面是預定之死。而所謂的活跟死並非作為按線性時間先後發生的獨立事件,而是在活的時間啟動之際,它就共時地包含並揭開了(另一個)死的時間。如此,何游/何戲的精神分裂狀態,似乎就是在對應多個時間流同時並存的(嶄新的)可能性。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