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特立獨行的香港知識分子—— 憶李怡先生

散文 | by  陳雅明 | 2022-10-13

李怡先生的《失敗者回憶錄》敲定在台灣出版,「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他不時在報章、講座引用馬爾羅的名言,回顧自己思想、政治、陣營的轉變,在他生後仍然承受前期背景而來的罵名。


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一個自由主義者


「我不是左,也不是右,我是一個獨立的寫作人。」李怡先生最大的啟發是他特立獨行、不斷自省。我與李怡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1410月,還在港大唸書,正在辦港大學生報,邀請了他擔任時事沙龍的嘉賓。


那時候還未建成香港大學站,我在薄扶林道的舊大學入口等候,李怡先生從的士推門出來,白髮翩翩,踽踽獨行,不必拐杖,沒有助手,穿著卡其色的西裝外套,總是我行我素,如武俠小說大隱隱於市的高人,像文藝電影的作家瀟灑自若,當時他已經七十八歲,還是健步如飛。我在他旁邊,望著他的側臉略微向上,似乎在追憶地說:「四十年前經常受學生邀請來港大做中國周講座嘉賓,鈕魯詩樓還在嗎?」這個特立獨行的形象與他筆下的文字互相輝映,真正做到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在他身前,就有不少人拿他從左派、到泛民、再到本土的立場說事。在20142016年,那些攻訐為最甚。有人攻擊他為「三姓家奴」、有人認為他「拍青年人馬屁」、有人指摘他「分裂陣營」,當時我們計劃合作寫一本人生議題的書,因此是我與他交流最頻密的時期,那些都看在眼內。他一身追求的是「自由」,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保持獨立性才能自由,他有兩大寫作原則:一是不畏強權,二是不畏群情,他跟我說,其實後者比前者更困難。他人生遇過兩次群情洶湧的狂熱抨擊,一是2008年根據徐復觀的文章發表「天譴論」,二是2016年我見證過的梁游事件。


2008年那次李怡先生堅持拒不道歉,認為立論有理有據。2016年那次站在年輕一方說話,除了受社會輿論批評,身邊的朋友也針鋒相對、割席、疏遠。那是我見證過的,「去到這個年紀,我已經不介意別人怎樣看我。」多年以後,那些爭論看來十分微小,但當時卻是相當悲哀,到現在也感到悲哀的是,香港有不少學者博士之流,遺憾地有良知、有勇氣說真話、不看老闆臉色為文的,只有一個李怡。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藝文界悼作家李怡



忠於自己,不斷剖白的文字


李怡先生的文字是上承魯迅雜文風格,不時在解剖自己的內心,無論他的立場如何轉變,背後堅持的是「忠於自己」的認識。他的評論不是超然理性那一類,他有文學底子,相信人的感覺、情緒與怎麼認識這個世界是不可劃分。他經常提及的作家除了魯迅,還有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芥川龍之介。


我與李怡先生合作寫的書,寫到一半就因為世道嬗變擱置。後來年輕導演林子穎拍攝李怡先生的紀錄片《坐看雲起時》,找了我評論李怡的文字。林子穎拿了一張皺了A4紙給我,寫著八十篇文章的標題。我早已埋藏在堆填區的記憶忽然躍然紙上,是我曾經希望在李怡八十歲生日時出版的八十篇文章的選集。當時他跟我說,有些文章選得太長了,計劃因此又擱置了,連我自己也忘掉那張廢紙去了哪裡,原來李怡先生一直保留下來。


我把八十篇文章找出來重看了一遍,趣味盎然地把他其他書又重讀一次,又問他借了早年出版的絕版書如《晨星及其他》(他二十多歲時寫的散文集)、《知識分子與中國》(他在八十年代訪問過的著名知識分子,例如勞思光、徐復觀、余英時)、《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我從他百多萬字的著作編成《走過悲觀而積極的人生——李怡語粹》(簡稱《李怡語粹》),實際上他寫的字超過千萬。


魯迅說:「我的確時時刻刻在解剖別人,然而更多是無情地解剖自己。」華人世界中,最難能可貴的是「解剖自己的文字」。我選了11篇在《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反映李怡心路歷程及內心掙扎的長文編在《李怡語粹》。


其中有一篇《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自序反映他脫離左派成為獨立知識分子的剖白:「其後,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了重大的壓力,使我一度既被『勸告』、也不得不考慮把銷路廣闊的《七十年代》月刊停辦,並考慮自己從此沉默。但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裡,我實在很難沉默。性格是決定命運的,於是寫作這些文章的這兩年,遂成為我生命中最多矛盾和坎坷的日子。我不僅要否定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而且要被迫放棄一些事業基礎和個人利益。我不否認這是痛苦和需要勇氣的。但極有限的真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所以儘管這本書中的見解無甚高論,但對我來說,我珍惜生命中有這麼兩年,憑勇氣,付出個人的代價,寫下了這十篇文章,說出了極有限的真話。」


李怡先生的寫作生涯超過60年,橫跨香港幾代,而且長居香港,親歷香港近代史幾乎所有重要事情,筆耕不輟,後期的報紙專欄大多結集成書,但《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文章未經整理,那些份屬珍貴的歷史文獻容易被人遺忘。吳靄儀日前在《明報》專欄寫下「李怡留下的豐富著作,需要而值得認真和客觀地研究,重新估量:李怡其人及他的時代。」我深以為然。



了解新趨勢 永遠保持年輕


李怡先生逝後,不少人稱他為「青年導師」,認為他影響了幾代的青年,但這側重點忽略了李怡先生是那麼好學不斷,長期緊貼新趨勢的脈搏而從不故步自封,甚至是主動向青年了解社會新動向、新科技。


有一次在港大的講座上,有朋友稱李怡先生是比起在大學課堂上的老師更值得稱為「老師」。李怡先生當下回應:「四十年前,我經常來這裡,那時候的人都稱我為『青年導師』,後來我發現自己是『青年誤導師』。」所以,我們稱李怡為「李怡先生」,不是「李怡老師」。又有一次,在書展的講座上,一個中年讀者發表了五分鐘「追捧」李怡的言論:「從《七十年代》開始看你的文章,你帶領我們對世界認識的轉變⋯⋯我會永遠追隨你。」正當我心中猜想李怡先生會如何回覆時,他僅說了一聲:「多謝。」


知識分子總是喜歡充當指導者的角色,我不知道四十多年前的情況是怎樣,與晚年的他相識交流完全感受不到他「好為人師」的習氣,他不是想領在我們的前面,也不是想跟隨我們的後面,是想站在我們旁邊。他說Karl Popper的名言是他的人生座右銘:「人類知識是不斷從臆測與否定中發展出來的,而批判精神即是科學精神。」他寫過:「人的思想必須隨著認識的增長而改變。人是需要不斷否定過去、不斷批判自己才得以進步的。」


對一個肯定有很多知識及人生經驗的人來說,教導別人從來不是難事,不斷跳出既有框架,學習新事物才難能可貴。


那大概是最後一次與李怡先生在他的北角居所吃晚飯,我進門後,看到他正忙著把上網線翻來翻去,他說不知道電腦發生了什麼問題,弄了一個下午都搞唔掂,他說找了師傅維修但要明天才到,「但盡量都唔想脫稿啦。」李怡先生好早就學會打字、上網、使用電腦,也沒有助手。我幫助他修理了一輪,終於可以上網,他面露微笑,似是鬆了一口氣,那時已經是晚上十時多,我說:「咁我走先,唔阻你寫文。」李怡先生氣定神地說:「可以傾一小時,腹稿在腦海,好快就寫好,在截稿前交到。」


國畫大師黃永玉替李怡先生畫過一幅側臉的速寫,掛在他北角居所的客廳。我坐在那裡聽他分享往事,或討論世情,有時候問到一些人生問題,他會沉默地停下來,微微轉身凝視遠方,那側臉的神態如同黃永玉的畫作,那是一個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姿態,望向遠方的眼神,不知道是正在回顧自己年輕時社會主義理想的幻滅,抑或是對年輕一代在未來的希望寄託?「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了動盪的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走怎麼樣的道路?做怎麼樣的人?跟隨哪一種趨勢?」——《七十年代》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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