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斯科特(James C. Scott)﹕論人的不受統治特性

美國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暨政治學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於今年7月19日逝世，終年87歲。若要說最能代表斯科特思想遺產的東西，那一定是他在《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裡，提到的一個跨文化跨地域的概念﹕贊米亞(Zomia)。

贊米亞指由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一整片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地方，總共橫跨五個國家(越、老、柬、泰、緬)及中國四個省份(滇、貴、桂及川部份)。這片山區土地達二五○萬平方公里，橫跨多國邉境，跨越傳統意義上的東亞、南亞、東南亞地域，上面住着一億的少數民族，具備多種族群與語言。

如果說平原或接近國家中心區域的居民都被政府「編戶齊民」，那麼贊米亞的居民則以各種非國家的反抗方式抗拒着國家在徵稅、農耕等方面的管轄和剝削，比如潛入深山叢林。斯科特說這些人「生來野蠻」，他們的社會組織、地理位置、生存實踐和文化，就是為了抗拒國家將其領地兼併及編入戶籍而設計的。

斯科特的學術研究始於越戰，當時他開設了關於戰爭和農民革命的熱門課程，七十年代寫成了《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採用理論闡釋結合個案分析的實踐研究，從緬甸和越南農業社會的歷史發展軌跡(特別是農民反抗)入手，指出農民的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傳統(比如不追求高回報只追求低風險及保障、保護共同體內貧農)，抗拒自由市場邏輯，而資本主義發展正好破壞了這一傳統。

與農民道義經濟學對立的，就是在集體農業生產、徵稅及實施大型基建中彰顯的國家理性。斯科特的《反穀》就是探討穀物耕作背後的政治意圖，將農耕視為「國家形成」過程中為控制土地人口一個措施。這涉及打破人類文明始於農耕的共同觀念，因為斯科特認為農耕及集體生活恰好違背了人的本性，拒絕這些「義務」的人並非傳統想像的蒙昧無知，斯科特試圖破除自霍布斯、洛克到《原始社會》作者摩根(Lewis Stanley Morgan)、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人對於定居生活的觀念。

《國家的視角》則嘗試從近幾百年來執政菁英和施政者「立意良好」的烏托邦發展計劃及其災難結果，去看這類由上而下改造地方的國家意圖的本質。書中從幾百年間普魯士及薩克森(今德國東部)國家林木業如何將森林(當地巫祀者及逃兵都遁入森林，與贊米亞的case有點類似)成涉及公益的天然資源，開拓林蔭道、林間耕地、養殖場(如養蜂業)，到近代北美荒地、沼澤上建立現代城市或者具備軍事功能的巴洛克要塞城市。二十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列寧主義及各種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政體將這些改進自然、土地的烏托邦計劃瘋狂地實施，透過高度現代主義改變了景觀和人。

將贊米亞山區改變成現代人的集中營，這類烏托邦的威權或極權性質至此昭然若揭，但斯科特也談到柯比意設計的西方巨型城市。城市街道、公園、建築的幾何化及標準化美學，其改造自然的原意就是要將其蕪亂、無秩序及自發的事物其控制在公共行政的獨裁紀律下，比如巴西為了脫離貧民窟，刻意在高原上建立寬廣馬路和新式建築的新首都﹕巴西利亞。新式城市的規律扼殺了社交和公共空間的社區網絡。而列寧的《怎麼辦﹖》也預示蘇聯如何把符合人類散漫本性的底層人民，改造成可以動員生產的群眾。

有支配就有反抗，不管在東亞專制農業社會、西印度奴隸社會，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抑或形形式式的人類社會中，總有為數不少的人透過怠工、陽奉陰違、裝糊塗等方式，暗地進行反抗。這些對官方話語的背離，在社會上產生了兩套邏輯﹕取得合法性、但脫離現實的官方說法，和不被公開討論及記錄，但卻屬於真實的另一種版本。在《支配與抵制的藝術》中，斯科特甚至引用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和歐威爾的小說文本，以大量描寫黑奴制度的小說等，討論被支配者的公開文本及其隱藏的、真實的反抗文本。

所謂公開文本，就像大家經常引用索忍尼辛的那句話﹕「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他們」身居政府要職，每天跟你分享「拼經濟」、「規劃宏圖」或「大國崛起」一類的話，但「他們」心底裡知道這些都是大話，也不願意用官方教條的內容規範自己，人性本來就是「不受統治」的。本來鄉土秩序是比較接近人類本性的，但近代構建「大國家」的同時，不少鄉土秩序的社區網絡被打着國家規劃或自由市場旗號的改造項目扼殺。斯科特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人類社會的未來。

（文章授權轉載自「序言書室」，原文連結：https://www.instagram.com/p/C9t9l0vvZui/?utm_source=ig_web_copy_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