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擊的勇氣——《燒失樂園》中的肉身對高牆

把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是一種翻譯，把文學小說的語言，轉換成電影的語言。李滄東必定諳熟這兩種語言。我甚至認為，他已經把村上春樹的大部份（若不是所有）小說都讀得通透，否則，不會把村上後期的長篇小說中，那種由制度所形成的「惡」的形象，精準地揉合了自己的東西，表現在電影裡。李滄東的聰明之處是，選擇改編村上春樹一個名不經傳的短篇〈燒掉柴房〉，以得到最多的發揮空間。

巿川隼的《東尼瀧谷》透過影像把村上春樹世界的孤獨換了一個形狀，李滄東的《燒失樂園》則把村上的社會性變得更濃稠，濃稠得令人非常難過，這種難過和讀了村上小說所產生的難過不同，電影所予人的難過是一次正面的迎擊，而小說，則是讀來似乎淡然，然而在慢慢地洞悉了所有隱喻和伏線後，才會感到錐心的痛和慄然。

貧富差距與矛盾
《燒失樂園》的主角，剛從創意寫作系畢業，卻還沒有完成及出版任何作品的年輕人鍾秀（原著的主角「我」則是生活穩定的已婚男人）。電影的開始，他從城巿的中心搬到鄉郊的老家，因為他的父親，被控傷害職員的手指，而且不願表現悔過，最後被判刑。鍾秀痛恨父親，但其實他跟父親非常接近，同樣都是不願屈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者。在電影裡，鍾秀父親並沒有一句對白，但從為他辯護的律師朋友口中，觀眾和鍾秀同時知道，父親年輕時在中東工作賺了一筆大錢，卻不願聽從朋友勸告，在江南投資房地產，反而回到鄉郊之處務農。父親犂田，鍾秀進行的是筆耕。

同類相吸，鍾秀在街上重遇小時候的同學海美，並且深深被她吸引。海美跟鍾秀一樣，以打零工維生，閒時學習默劇，儲了足夠的錢便到非洲旅行冒險。鍾秀每天寫作，但還沒有達到世間所認定的「作家」地位。無論是鍾秀、鍾秀的父親和海美，在以商業和經濟活動為衡量準則的現代城巿裡，他們都是無面目的，他們的獨特和價值無法被納入主流社會的評分表之中。因此，在法庭上，作為被告的父親沒有說上一句話，制度強大而且暴力，而個人甚至找不到抗辯的言詞。海美住在一個沒有日光照進去的狹小房間，她具有洞悉本質的智慧，當她向著Ben的富裕朋友講述在非洲旅行的體驗，關於little hunger（生理層面的飢餓）和great hunger（精神層面的飢餓）的舞蹈，他們全都興致索然，因為，對他們來說，無論精神和飢餓都是和自己距離太遠的事；而鍾秀在跟海美的富裕男友Ben及他的上流社會朋友聚會時，也只能不發一言坐在旁邊。

在貧富懸殊的城巿裡，階層固然無法輕易流動，富人和貧者之間也難以河水不犯井水，因為富人必須吸吮窮人的血，才可以自肥，當然那過程非常潔淨，沒有血跡，不動聲色。

海美的富裕男友Ben住在寛敞的獨棟房子裡，房間眾多，洗手間光潔亮麗，高級家具品味良好。電影鏡頭從Ben所住的清幽的高尚住宅區，接到海美居所的密密麻麻的房子堆。

「他究竟在做什麼工作？房子這麼大，還可以一邊聽古典音樂一邊煮意粉？」鍾秀忍不住問海美。一邊聽音樂一邊做意粉，是村上小說的男主角一貫特色，不過，我卻認為，李滄東想要諷刺的並非村上，而是嚮往這種舒適的中產生活的觀眾。

燒溫室的殺人隱喻
Ben在吸大麻之後對鍾秀說，他有定期燒掉溫室的習慣。鍾秀不得不緊張，因為他的父親，以及父親的鄰居，全是農民，他家附近就有許多溫室。「你怎麼知道那些溫室應該被燒掉？」鍾秀的不解藏著憤怒。「因為它們看起來就應該被燒掉。」Ben說，韓國警方不會為了那些荒廢了的溫室而作出調查，所以就算是犯法的事也沒關係。權力握在富人的手裡，真正的暴力，在於警方和法庭本來就是文明地施予和助長不公義的一方。

當然，溫室只是一個隱喻。鍾秀是荒廢的溫室，鍾秀父親也是，海美無可避免也成為了終於被燒掉的溫室。

可是，真正的殺人兇手是誰？是Ben，也是Ben所代表的一種惡──（這也是村上春樹後期的長篇小說作品裡的一種惡的典型）外型俊美、看起來教養良好、出入高級場所，卻以不同的方式，一點一點地把人吸食淨盡，而他們多半精神空虛，生命缺乏焦點。是偏坦社會上既得利益者的制度，也是對這種制度欠缺反思，盲目順從的群眾。

因此，最後的一幕，當鍾秀在雪天下殺死Ben，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並且脫光所有衣服，赤身回到車上，才會如此震懾我───手裡無還擊籌碼的人，只能以自己的肉身，試圖撼動鐵般的不義，只有一無所有同時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如鍾秀才會這樣做，而在現實裡，保護不了「自決」，保護不了農地，保護不了醫療制度，保護不了一國兩制，保護不了自己的房子，保護不了食水清潔，保護不了的事物愈來愈多，同時愈來愈逆來順受的人們，早已失去了搏擊的勇氣。

（小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