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導演李滄東的作品往往表現出對底層小人物的關懷，其經典電影《薄荷糖》、《綠洲》近年在台灣重映，引起熱烈迴響，也促使李滄東的創作被接連出版。回顧一年內，亮光文化推出李滄東小說《燒紙》、《鹿川有許多糞》，馬可孛羅則出版劇本書《生命之詩》以饗讀者。Openbook特邀《生命之詩》譯者胡椒筒執筆，為讀者深入介紹李滄東的家庭成長背景，從教書、寫作到拍電影，甚至意外出任長官的人生轉折，也分析他如何透過作品對命運與人性困境不間斷的叩問。 (閱讀更多)

這些動物有時的確營造了不少像喬伊斯提倡的頓悟（epiphany，或譯「靈光乍現」）效果。所謂「頓悟」源於中世紀阿奎那的觀念，最初在喬伊斯《一個年青藝術家的畫像》原稿《史提芬英雄》中出現，指一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小說主人翁從這瞹間的光照中，瞥見了事物深刻的意義，甚至自身的存在本質。 (閱讀更多)

近年書寫移民的歌詞甚多，莫凱傑聽過林夕填詞的〈情定唐人街〉，頓覺往事如煙，心感悲涼又安慰。雖然「唐人街」是似樂實悲的虛幻國度，但若失散的人終在高於現實的地方再次連結，它大概已是那個最佳的心靈落腳點了。 (閱讀更多)

今年柏林影展的「特別展映」單元，安排了德國電影導演Lars Kraume最新作品《測量之人》的首映，有鑒於複雜的殖民歷史，電影採用了線性敘述，大幅降低觀眾理解的阻礙，趙崇任認為作品雖然並不完美，但它在德國社會引發的討論效應，無論在社會意義上或德國的電影史上，都是一部成功與重要的作品。 (閱讀更多)

這種「我與你」的關係，發展到後來，越發透過宗教寓言的方式得到體現。陳澤霖在文章中認為，運用宗教符號和口頭粵語是飲江詩的特色，他還指出飲江詩中經常出現對立意念。其實，只有運用詩人本身的口語及思辯性的矛盾修辭時，將詩歌置於干涉上帝干涉和人類存在經驗的戲劇場景中，宗教經驗才變得更具體，更不抽象。然而飲江詩中的「我與你」並不是人與上帝的關係，很多論者指出飲江的上帝是一個命運般的主宰，詩中「我與你」的關係反而建基於「有情」的條件之上，而作為AI的「阿法狗」，正是詩中其中一種「我與你」關係的展現。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