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Follow Me】致在艱難之中仍堅持拍電影的人　香港亞洲電影節尋找光影中的虛實

「我們總是不夠悲憫，無法令世界變得更美好。」尚盧．高達在電影《高達與高列斯坦的29封信》中反覆呢喃作家Elias Canetti的這一句。電影，總是揭露世界的壞，並嘗試帶來一點美好。

第19屆香港亞洲電影節將放映逾60部電影，並設有三個專題：「黃信堯紀錄片作品」、「庫爾德電影在途上」、「Cinemalaya獨立電影節精選」。影展總監徐匡慈（Clarence）指香港亞洲電影節今年主要想探討的是電影如何反映世界的複雜狀態，「過去幾年，社會發生不同狀況，疫情打亂了很多人的生活。我們就想，當世界如此紛亂，電影可以扮演甚麼角色？電影可以反映甚麼？」

在艱難的時代拍電影

每一個時代都艱難，拍電影是難上加難。電影節其中一個專題「庫爾德電影在途上」精選了數部庫爾德電影。說起庫爾德，大家的印象都是難民、戰爭，這的確也是這個民族的局勢。庫爾德人是中東地區第四大族裔，約有三千萬人口，但他們從未有自己的國家，而是散落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每次當他們嘗試建國，都會遭到無情鎮壓。電影《庫爾德眾聲道》是一部由十二名庫爾德裔的土耳其年青女導演各自在其家鄉拍的十二部短片合輯而成的長片，可以從中感受庫爾德人的離散。而「亞洲新導演獎」的單元中也有一部與庫爾德有關的電影《芳寸之地》，由日本導演川和水惠真所拍，內容講述一個庫爾德難民流亡日本，取不到居留證的故事。影展節目策劃鄭宇成認為這套電影正正呼應庫爾德專題，「用另一個切入點說庫爾德人的故事。」

鄭宇成回想，發現他們所挑選的電影，的確有不少是在困頓的環境之下拍成，「很多創作者所身處的環境及條件並不豐厚、沒有資源。」例如《伊朗無熊無懼》的導演Jafar Panahi現時身陷牢獄，他長期遭伊朗政府軟禁，但依然不斷嘗試以不同方法拍電影。Clarence覺得，「在這麼艱難的狀態下依然堅持去拍電影，那個電影工作者一定有很強的信念與創作精神，那麼我們就盡自己少少綿力去支持他們，提供一個窗口，讓香港觀眾可以接觸到這些電影。」

而「Cinemalaya獨立電影節精選」專題背後，亦正是向這些電影工作者致敬。「Cinemalaya獨立電影節」是一個2005年成立的菲律賓獨立電影節。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菲律賓電影發展已經十分蓬勃，曾試過年產逾三百部電影，但隨著本土電影過度商業化，加上荷里活電影的大量進口，菲律賓電影逐漸沒落至一年只產出五十套。「當時一些菲律賓年青獨立導演為打破這個低潮，開始拿起DV上街拍電影，反而造就了另一個小陽春。」於是誕生了「Cinemalaya獨立電影節」，以支持這些沒有資源、網絡、金錢的年青導演。

在艱難的時代辦電影節

拍電影難，辦電影節也難。Clarence說他們有很多心水電影，但都因各種因素無法在電影節中放映。就在訪問之後數天，香港亞洲電影節宣布取消放映台灣電影《唬爛三小》，原因是「因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要求修改電影內容才核准放映。導演和主辦方商議後一致決定取消《唬爛三小》放映。」《唬爛三小》原本是「黃信堯紀錄片作品」專題其中一部紀錄片，電影關於兄弟情，黃信堯以戲謔、黑色幽默的方式描述每位主角的不同際遇，是一部關於人生如何成長、失落及面對自我的紀錄片。

做電影節，從選電影、問製片方到最後成功放映絕不容易，以《高達與高列斯坦的29封信》為例，這是一部講述兩個元老級導演尚盧．高達及伊巴謙．高列斯坦做筆友的紀錄片。Clarence說他們老早已開始留意這部電影，但多次與片方交涉不果，直至今年九月高達逝世，他們再度嘗試向片方解釋在電影節播放這部電影的意義，「讓觀眾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高達及高列斯坦」，才成功在最後關頭把這部電影帶到香港觀眾面前。

為時代立此存照

電影是一種既虛亦實的藝術，看似「實」的紀錄片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手法；看似「虛」的劇情片又可以是基於現實。如果我們從亞洲回到香港，香港亞洲電影節開幕及閉幕電影精選了四部香港電影《過時．過節》、《窄路微塵》、《燈火闌珊》及《流水落花》，四部電影都以虛構的方式表現了香港這幾年的狀況。「香港正經歷低潮，社會上有很多不安，但仍然有很多文化工作者、電影工作者用自己的方法去刻劃我們現正面對的問題，」Clarence說，「或許可以說是立此存照，讓後來的觀眾看看，究竟2022年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關於香港亞洲電影節，詳情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