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夢的佛老思想，是白先勇《臺北人》的主題基調，蔡益懷認為這位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文學大家，展現了大時代摺頁下眾生蝨子般的人生本相，讓讀者意識到，生命中有種熱鬧之後的落寞，繁華之後的凋萎，一種無可奈何的萬古悵恨。 (閱讀更多)

《Drive My Car》問世以來引起了熱烈討論，尤其是這一齣電影到底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改編，抑或是濱口龍介的電影呢？但聰明的導演會知道，改編的電影和村上春樹的小說本身是兩件事。如果原原本本讓家福在鏡頭前獨白自己對女人駕駛的偏見，即使是西島秀俊恐怕都招架不住。一次無日無夜的北海道公路旅行，一個女學生潛入熟人家中的冒險，一段無稽的化身成八目鰻的夢，在在都能看到同時期村上春樹兩本長篇小說的影子。只有這樣的改編，才能讓本來有如草稿的短篇故事，豐富成一段公路旅程。 (閱讀更多)

在張愛玲筆下，先後觸及兩個早已消失的群體，陳煒舜從《紅玫瑰與白玫瑰》說到最近上映的《第一爐香》。隨著張愛玲及其作品的偶像化、經典化，人人都相信自己的詮釋更趨近原貌，但陳煒舜則始終認為，任何欣賞者都可以有一己之詮釋權，更何況導演？ (閱讀更多)

《樹心邊．新蒲崗》中的創作結合植物與社區，探討植物、社區、人的連結之可能，葉嘉詠以三個「跨」來評價這本書，多種語言的直接入文，既能生動地表現香港語言的混雜和多元，也為香港的文化歷史保留珍貴的一章。 (閱讀更多)

許迪鏘讀畢董啟章《香港字》，稱之為奇書，尤其是〈復生六記〉部分，運用聖經經文，講析基督教義，有理有節，情理兼備，感人至深。另一點是書中提到的「拼合活字」，就是把可以拆解的漢字分為偏旁或部首和本體兩部分，左右或上下拼合起來，省回刻鑄偏旁或部首的工夫。但漢字結體不一定兩邊或上下對稱，所以最終不能流行，取「香港字」而代之。歷史和虛構結合，其實亦是董啟章的小說特色之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