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槍把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正如《蘭波傳》的作者斯坦美茲（Jean-Luc Steinmetz）所說：「從他們決裂之日起，蘭波就徹底擺脫了魏爾倫，對他來說，魏爾倫就代表著詩歌，但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閱讀更多)

關於貧窮與侷促，汪曾祺體會得太多了，以至於直到人生末年，他才真正住進了一個像樣的居所。1996年二月，汪老舉家搬入虎坊橋福州館前街一幢嶄新的大樓，內裡寬敞舒適，而一直伏在雜物堆、飯桌上寫作的大作家，終於在人生的最後一年裡，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書房。 (閱讀更多)

城市當代舞蹈團今年五月的大型製作《冬之旅‧春之祭》，重演兩個黎海寧作品，分別是上半場的《冬之旅》和下半場的《春之祭》。演出開始，鋼琴伴奏李嘉齡和男低中音黃日珩進場，舒伯特《Winterreise》組曲響起，沉厚的德文歌聲在凋零的枯樹佈景前迴盪。資產階級（bourgeoise）品味的氛圍，在重視本土、平權的今天，欣賞它可能不很追得上時代，但是對在殖民時代長大的我來說，它是多麼的熟悉。從此兩作品起到千禧後十年，黎海寧的舞蹈代表了一種特定的時代品位；《冬之旅》和《春之祭》的重演，尤其突顯香港文化之轉變，當中流行文化對藝術深度的衝擊，是香港、以致全球藝術工作者必須面對的狀況。 (閱讀更多)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閱讀更多)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