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2026】書展精華遊 :黃念欣漫探香港文學之初 茹國烈談文化與可持續發展關係 鄭敏華藉荔枝窩喚醒鄉郊景觀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6-07-17

「香港文學・起初如何」講座


黃念欣教授舉行一場題為「香港文學·起初如何」的講座,圍繞即將出版的論文集《起初如何:香港文學十論》的書中問題。一開始她便拋出了一個看似簡單但實不易回答之問:香港文學的起點在何,又如何被定義的。


講座從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的《開端:意圖與方法》談起。薩依德區分了「起源」(origin)與「開端」(beginning):起源看似客觀存在,實則是我們後來想像和建構出來的;真正的「開端」則是世俗的、人為的,是帶著特定意圖和方法去建構的。黃念欣把這個觀念帶回香港文學:當我們追問起點時,其實也在追問誰來定義、哪些文本會被納入或排除。


她把這種對起源的追問上溯到「時間零」(time zero)的概念——一個「啪一聲就開始了」的瞬間。她找了兩本在不同歷史時刻出版的選集作為切入點:1983年盧瑋鑾編的《香港的憂鬱》與1997年蔣英豪編的《近代詩人詠香港》。前者出版於中英談判的關鍵時刻,是第一次將「憂鬱」二字放在香港身上;後者在回歸前一個月面世,收錄晚清詩人因鴉片戰爭而書寫香港的詩作。這兩個時間點不只是政治時間的起點,更是一種可以被感知的地緣情緒的開端。


黃念欣接著把焦點轉向香港文學的正典化問題。她整理了歷年以「香港小說」命名的選集,發現入選次數最多的作家是劉以鬯,其地位已不容置疑。但她亦指出統計數字充滿「雜音」——2000年和2006年的出版高峰,只是亦舒和倪匡出版合集的結果。數字能提供輪廓,卻不能直接等同於文學的全部。如果沒有人的判斷與篩選,那不是文學史,只是資料庫。數字往下走,不代表香港文學萎縮;許多重要作品如西西的《我的喬治亞》、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等都是在回歸後二十年間出版的。數據裡的一個數字「1」,可以是一本平庸之作,也可以是《玫瑰念珠》這樣用一生寫成的蛻變之書。


黃念欣隨後將焦點轉向黃碧雲。她重讀了老師楊鍾基論陶淵明的論文,從中提煉出「史述情懷」與「歷史述作」兩個概念。陶淵明的詠史詩不只是記錄歷史,更是一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的歷史感。她發現黃碧雲筆下對「血紅時代」與當下的對比、對女性系譜的反覆書寫,都是一種貫穿創作始終的史述情懷。黃碧雲曾就讀新聞系,畢業後擔任政治版記者,寫過五百多篇報道。她曾說,寫報紙就是寫將來的歷史,無論是新聞還是小說,都是一種紀錄真實的歷史載體。


她最後談到流行文學的位置,認為它常常是很多人最初接觸文學的入口,可能只是某個偶然翻開的書頁。這也回到講座最核心的提醒:香港文學的起點,不必只是一個固定年代。它也可以是一種情緒、一種判斷,甚至是某個人第一次被文字打動的瞬間。她沒有把這個問題說死,反而讓它保留開放性。


「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講座


香港藝術學院前院長茹國烈,繼《城市如何文化》和《文化城市之路》之後,今年再出第3本《文化永續城市:讓文化創造可持續社會》。在15日的座談會中,他與中華書局方志分社副社長金敏華對談,並述說文化、可持續發展和ESG之間的關係。


講座起始,金敏華便簡介茹國烈在2019年決定辭去藝術行政管理,遠赴倫敦政經學院修讀城市學,再於疫情返港後,以兩百場演講與兩百杯咖啡的方式,慢慢把過去30多年的實務經驗,轉化成三本書。


但在歐洲那些日子,他才真正看見:文化遠不止美術館或劇院裡的高雅東西。維也納那條環城大道,如何徹底改寫一座城市的面貌;法蘭克福書展幾乎每個攤位都在講座,而不是賣書;聖彼得堡只用200年就堆出那麼深厚的文化感;伊斯坦堡整座城市對流浪貓的溺愛……這些都打破了他對文化的單一想像。他自己很喜歡畫圖,當時一個人住在service apartment,牆上貼滿了手繪圖表,最後整理出BEAM這個文化光譜:信念與價值觀(Belief and Value)、日常生活風格(Everyday Lifestyle)、藝術與創造(Arts and Creation)、記憶(Memories),形容「這四個面向彼此平等,一直互相轉動。」


到了第二部著作《文化城市之路》,茹國烈觀察到,香港雖有豐富的文化軌跡,卻極不熱衷於建立文字論述與歷史紀錄。這種匱乏,在他親身參與西九文化區建設的十年間感受尤深。那麼宏大的工程,背後真正的政策脈絡和管理操作,往往只能從報紙或立法會文件裡拼湊。於是他結合第一手經驗,親手畫了一張從1962年大會堂開幕到2020年代西九陸續啟用的約60年香港藝術發展脈絡圖,希望至少把這段空白補上。


「催生第三本書《文化永續城市》的契機,源於演講時發現建基於BEAM的理論存在著Bug,這套標準在面對元朗等有鄉郊地方時完全失效。」茹國烈解釋。那些曾被他量化為「文化薄弱」的地區,實則蘊含極為豐富的日常生活、藝術表達與記憶,只因它們與自然生態緊密交織,無法單用城市文化的邏輯來衡量。於是,他在「BEAM」的框架外加上「生態環境」這個大圈,並開始閱讀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商界ESG論述,以及國際間關於文化與可持續發展的討論。但發現,無論是SDG還是ESG,幾乎都未將「文化」列為獨立維度,華文世界亦缺乏專門探討此議題的著作,因而促成他親自動筆。


在《文化永續城市》中,茹國烈提出文化參與永續的三種路徑:倡議、實踐與保育。茹國烈以世界各地的案例佐證,論及保育,日本伊勢神宮每20年拆卸重建的傳統,只為了讓一代又一代的技工能夠學懂伊勢神宮的建築方式,印證「沒有保育就沒有永續」;在實踐層面,香港中樂團當初為突破傳統蛇皮無法產生低音共鳴的限制,耗時20年推動樂器改革,最終成功以回收塑膠(RPET)研發出環保胡琴,解決國際巡演的氣候引發的音色問題,同時落實不殺生的舉動。「另外還有上海用城市邊角料空間做社區花園、Coldplay巡演用太陽能把碳排放減六成、台灣池上在不影響插秧收割的前提下辦秋收藝術節……文化其實可以很具體地參與其中。」


經過這兩年的摸索,茹國烈最後把對可持續發展的體悟,濃縮成八個字:「萬物相連,長遠思維」。他說,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遲早都會影響到其他人,也會影響到十年、甚至一百年後的世界。他亦特別提到年輕人因在現時科技及環境下,可能長達百歲的生命足以進入22世紀,因有著「Born Green」的特質,所以比年長者更容易接受長遠思維。


座談會最後,有觀眾問 茹國烈覺得有哪些是香港最不可替代的核心文化是甚麼時,他認為是「Can do spirit」,稱現時是一個一個越來越多人因害怕犯錯而卻步的時代,「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敢於由零開始、不怕試錯的魄力,才是香港曾經闖出一片天的關鍵。」


「邊城故事:從二十世紀初沙頭角灣區到香港最美鄉郊文化景觀 《荔枝窩志》聚焦傳奇古村前世今生」講座


近年,香港鄉郊保育與文化傳承議題受社會各界關注,不少文化研究者相繼出版著作,記錄位於城市邊緣的村落歷史,其中位於新界東北的荔枝窩成為近年香港鄉郊保育的先驅和樣板。在16日,文化機構「思網絡」創辦人鄭敏華帶著與周頴欣合著的新書《荔枝窩志:以培成堂文獻重塑二十世紀初的沙頭角灣區故事》出席座談會,會上由香港鄉郊基金主席、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擔任主持,更邀來荔枝窩村長曾偉業,以及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對談。


林超英開場時直言,這場講座不是單純推書,而是想借此書,把一條村的記憶、整個沙頭角灣區的興衰,以及香港鄉郊保育一路走來的掙扎,統統攤到檯面上讓人討論。


鄭敏華回憶,整件事的起點是2019年。當時鄉郊保育辦事處找思網絡去拍紀錄片,她才真正走進荔枝窩。她說:「其實你要去做一個地方的研究,要走進他們生活的裏面,你才會感受到甚麼是文化。」就在那過程中,村民在協天宮後欄找到培成堂過去的會議紀錄和帳簿,最遠寫到1920年代。研究團隊把這些文獻掃描,再對照族譜,才慢慢拼出曾氏祖先在清初遷界令前後南下、先到梅子林、再遷荔枝窩的軌跡。更關鍵的是,他們找到蓋著「東和墟天壽堂」印章的照片,證實荔枝窩跟早已消失在中英街的東和墟,原來一直是「鄉」與「墟」有著共生的關係。


談到荔枝窩為何荒廢,林超英用「時代巨輪」來形容,表示:戰後城市化浪潮,令新界5、60年代出現大規模移民潮,村民遠赴歐洲餐飲業打拼,言語不通也在所不惜。6、70年代留守村落的兒童長大後遷往市區求學就業,8、90年代偷渡潮再加邊境治安問題,促使村民撤離,許多村落走向荒廢。」然而,荔枝窩卻在這股消亡潮流中創造了逆潮流的奇蹟,林超英指出,千禧年後全球興起反思城市高壓、嚮往鄉郊的思潮,近十幾年也影響香港。村民從未真正放棄家園。他分享動容細節:「村落看似無人居住的3、40年間,村民仍每月繳交最低電費,確保電力不被切斷。」反映他們對根基的執念,也為復村保留一線生機。


「當年那批『留守兒童』現在都6、70歲了。」村長曾偉業感觸良多。他坦言荔枝窩能保住原貌實屬不易,全賴原居民對家鄉的執著,以及外界有心人的陸續加入協助,才造就今日的復村局面。


荔枝窩的成功復村,同樣離不開政策的推出與多方協力,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顧其推動荔枝窩發展的歷程,指出偏遠鄉村復育的最大樽頸往往是交通基建。經過長時間協調,政府終在2016年元旦成功恢復前往荔枝窩的街渡航線,打破了交通不便的困局。隨後於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更落實支持偏遠鄉村在文化、生態及歷史建築方面的保育,成就了現今的發展規模。


復村,到底要復成什麼模樣?台上嘉賓的共識並非強求所有原居民回流長住,而是建立一個可持續的「鄉郊文化景觀」。這有賴於「三力」的結合:村民主導、政府政策與基建支援,以及學界與NGO提供的技術網絡。正如鄭敏華與曾村長所言,如今的荔枝窩既保留了客家茶粿與太平清醮等傳統,亦有年輕人進駐種植咖啡。


林超英總結,鄉郊景觀的精髓在於「有人有自然」,讓習慣急促步伐的城市人,有一個重新審視生活價值的空間。曾偉業亦表示,歡迎嚮往鄉村的城市青年入村居住,並願意協助租借農田與房屋,期盼新一代能帶著連結世界的視野,為這片土地注入未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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