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春天實驗劇團在屯門大會堂出演舞台劇《金鎖記》，故事改編自民國才女作家張愛玲的同名中篇小說。我曾讀過原著，對劇情和人物形象有基礎認識，本來期望能在劇院舞台看一部被包辦婚姻禍害一生的女性悲劇，卻沒有料到在劇組的改編和演員的演繹下，本該壓抑沉重的故事，卻成了惹觀眾發笑的喜劇，每一句脫離原著人物形象的台詞和語氣，每一個引觀眾發笑的橋段，在它們浮現在我眼前的一瞬間、傳進耳畔的一剎那，都與我腦海中所想那昏暗沉鬱的畫面猛烈碰撞，彷彿在張愛玲筆下那無數個被婚姻毁掉靈魂的女性，她們所遭遇的一切痛苦，都是一場笑話。在兩個半小時後，我懷惴着沾水海綿的心情離開會場，不是預期所想悲劇帶來的餘韻，而是悲劇成笑料的失望。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極高的中國著名作家殘雪，近日據美國媒體報道，榮獲「美國文學獎」（America Award in Literature），以表揚其終身致力於文學創作，成為該獎歷年得主中首位中國作家，而曾獲此獎的亞洲作家僅有2011年的韓國詩人高銀，以及2018年的村上春樹。

林家謙在最新作品〈怪我只敢做好人〉之中，似是探討人的好壞，姚慶萬從中解構自我和客我的矛盾，是源於社會的目光和普世價值。我們既想與周遭環境建立並維護和諧的關係，卻又想忠於赤子心 ，而兩者的拉扯，讓我生出自責，於是歌詞中不斷出現怪責自我的想法，對不起的不止「某人」，更是和自己的告解。林夕在詞中沒有過分強調善惡，但姚慶萬認為所謂「好人」，大概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堅持自身的內在價值，問心無愧。

今年柏林影展的「特別展映」單元，安排了德國電影導演Lars Kraume最新作品《測量之人》的首映，有鑒於複雜的殖民歷史，電影採用了線性敘述，大幅降低觀眾理解的阻礙，趙崇任認為作品雖然並不完美，但它在德國社會引發的討論效應，無論在社會意義上或德國的電影史上，都是一部成功與重要的作品。

隨著近年韓國電影在世界影壇更受關注，愈來愈多獨立電影也被發行至全球戲院及影展作放映，近年韓國亦有不少女性投身電影產業，香港藝術中心與首爾獨立電影節繼去年舉辦「韓女獨有戲」的活動後，今年再度為本地影迷挑選八部韓國女性獨立電影，從每部作品刻劃的多元化故事，了解不同世代韓國女性所面對的困難。

張愛玲的短、中、長小說超過廿篇，說不多，也不少，在文學史上造就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中、港、台學者對她浮華城市的蒼涼筆觸。但歷來把她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只有六部，最近上映《第一爐香》在國內負面評論鋪天蓋地，江俊豪則有意為許鞍華平反，認為電影正好見證香港這個人欲橫流的城市，多元的雜種，笑罵間留下那餘燼的爐灰。

我只能給你這麼匆匆的一小時／猜探然後原諒你言詞裡／一切可能的由衷與不由衷

當我們認識到教育的公共性的時候，才能從事更好的，真正為學習者設想的教育。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也是典型的文科生。由於我修讀的科目的考核模式都是以申論、述評或寫作為主，三年下來，使握筆姿態本已不佳的我也練就速寫的技能。

人不是植物，不可能栽種在任何地方都茁壯成長，尤其敏感稚嫩的幼小心靈，更需要小心呵護。移民前後，多考量當地的教育環境，多關心孩子的心理狀況和適應進度，適當地調整方法去支援他們。大人下的人生抉擇要無辜的孩子承受已經不是一件公平的事，那至少也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家長。這些才是移民必要關注的問題。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為甚麼公務員必須恪守「政治中立」？這有甚麼價值和必要？這問題甚少人深究。在英國，公務員同樣需要恪守政治中立原則；事實上，現今香港的政治中立原則正是源自於英殖時代的規範（雖然主權移交後有所修訂），我們可以從中借鑒。

在7.7、7.13和7.14的示威遊行中，警察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濫權舉動。警方的舉動彷彿告訴香港市民，他們有權管制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出入自由，對於不合作的市民，他們有權進行即時制裁。這現象在警務倫理討論中稱為「街頭司法」（street justice），它泛指警方自以為有權實現「街頭正義」，故使用各種高壓、強硬、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去懲罰部份示威者，以保持街頭「乾淨」安全。

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修例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對於一些人來說，社會必須有警察維持治安，這是無容置疑；但其實如今我們認識的現代警務制度和工作只是不過二百年前的產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倫敦警察廳的成立 [1] 。現代警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街上攔截搜身、搜查、拘捕、竊聽、進入民居住所、使用致命武器等，這些權力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人身及生活自由。因此，警察機構的權力構成了以下的政治道德難題︰警察的權力究竟怎樣才算是正當的（道德上可被允許的）？警察作為香港（幾乎）唯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執法機關，其道德基礎是甚麼，又該受到甚麼限制和監管？

是次「書寫城市的虛實軌跡」研討會請來唐睿博士、張詠梅博士和關詩珮教授等三位學者，分別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葉靈鳳和李察梅遜（Richard Mason）的作品和翻譯入手，帶領我們探討三種不同的書寫和想像城市的方法。

上星期，在《我們有雨靴》的映後座談，戴耀廷說，香港真正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我不確定他的真實所指。但在當下，因為不同香港人的努力，我們在這樣一場歷史性的審判中，確實見到最美麗最高尚的香港風景。這樣的風景，由我們創造。如果我們見到，如果我們珍惜，這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三個口，一座山，病部。像在吞噬，在擠壓。恍若日子寫照。 被時間磨過以後，日子更碎更裂。復發，轉移，滲透骨髓，但我卻還在。因為我的身體總是先於我，存在。每當我吞下五角形的藥，便對苦味更加敏感，但它們只是在口裡，再溶進身體裡——已經發生了，已經吞下了，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