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說大時代下的血淚不難，述說大時代的「難以述說性」才是困難。江俊豪形容，蘇苑姍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卻是以直面的、自傳性的疾病書寫，把時代、疾病、「時代」的「疾病」中那「難以述說性」展開。即使當中因身體的艱難而難以建構一個完整的故事，誠如作者自述，只能以零碎的文字去憶述，因為「身體的痛，只能一個人去經歷。」 (閱讀更多)

由陳煒舜（主筆）和方頴聰（蒐集材料及審核文稿）所著的《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最近引起文化界廣泛的關注。到底「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是一所怎樣的女校？而1860年至1869年間，香港女性接受教育有何困境？在華洋社會文化衝突中，「女仔館」又何努力推動本地女子教育之發展？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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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在《人的條件》中，將人的行動生活分為沒有創造性的勞役、有創造性的技藝和公共參與，然而，曾為鄂蘭學生的社會學家桑內特，在《匠人》一書提出不同觀點，認為如此將「勞動」與「工作」劃分，也許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無視知識往往是由不斷重複的勞動實踐積累而成的，而創見或創造，都必須由上述兩者積累而成，或有兩者作為基礎發生意外的「質變」。《匠人》從大量觀察各種匠人的過程中，看出「勞動之獸」的思考，說明作為勞動者的匠人，與創造性的藝術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交集。 (閱讀更多)

黃凱德的《豹變》，是一部從逝去年月裏的新聞故事，編織出光怪陸離、但又緊貼新加坡市民社會的短篇小說。作者通過對舊報紙的翻閲，找回那個隨著阿公輩而逝去的鮮活豐富、怪誕粗鄙、雜亂詭譎、但又野性難馴的民間生活。市井小民對當時新加坡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巨大變化，雖不甚了了，但卻不是無知無感，反而借用男性對性無能的焦慮，展現了一種集體恐慌的共感。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