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詛咒

最高文學獎，還是死亡之吻？諾貝爾文學獎將於本週四在斯德哥爾摩頒發，對於一些獲獎者來說，獲得價值 1000 萬瑞典克朗（近 100 萬美元）的獎項與其說是一種喜悅，不如說是一種詛咒。最悲慘的例子之一是瑞典作家Harry Martinson，他認為 1974 年獲得該獎項毀了他作為作家和個人的存在。詩人是瑞典科學院院士，瑞典學院自1901年起負責頒獎，因此這項決定引起了很大爭議。這些批評讓Martinson深感沮喪，四年後他切腹自殺。

「多年來，少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將該獎項視為一種不幸，甚至是一種詛咒，」1999 年至2009 年間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Horace Engdahl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承認。Martinson的案例最為戲劇化，但還有其他案例。 「據說，有些人失去了寫作的天賦，因為他們對這種情況感到害怕，不斷地問自己：這一頁配得上諾貝爾獎得主嗎？」然而，Engdahl認為這「更像是一個神話，而不是現實」。雖然確實有一些文學大師獲獎後寫出了平庸的作品，但大多數「變得更加多產，甚至開始了新的風格」。例如，WB Yeats、Ivan Bunin、Thomas Mann 或 Samuel Beckett。

世紀之交，「諾貝爾詛咒」這個詞開始流行，指的是科學領域的獲獎者，他們在各自領域獲得了最高認可，卻停止了嚴謹的研究，在自己不是專家的問題上發表言論，或者休息了。例如，物理學家Roger Penrose、醫生Luc Montagnier和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就被指控患有這種「疾病」。 「可以用科學獎進行類比，」巴塞隆納龐培法布拉大學西班牙語和比較文學教授Javier Aparicio Maydeu說。 「獲得諾貝爾獎從來沒有壞處，但一些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如Camilo José Cela、 Nadine Gordimer、 J. M. G. Le Clézio或Herta Müller，在獲得諾貝爾獎後並沒有寫出任何重要的東西，今天他們在文學方面已經死了，可以這麼說：很少有人再讀它們了，」他補充道。

然而，這種不幸並沒有對所有獲獎者造成同等影響。 「像Patrick Modiano這樣有著長期作品和自己的宇宙的作家，絲毫沒有受到影響。那些並非嚴格出於藝術或文學原因而是出於地緣政治原因而獲獎的人，例如Orhan Pamuk，可能會受到影響。許多人成為了昂貴奢侈的講師，失去了他們的創造力，並被枉為作家，」Aparicio Maydeu說。

馬奎斯也擔心獲得諾貝爾獎，但原因不同。他認為這個獎項相當於死刑：他觀察到許多獲獎者，如卡繆、 Jiménez、聶魯達、Pirandello和紀德，在獲獎後不到七年就去世了。約翰•史坦貝克也是這個不幸群體的一員，據貝婁說，他在去世前不久將諾貝爾文學獎描述為「死亡之吻」，但他並不總是喜歡它。 1982 年，馬奎斯贏得了該獎，並兩次打破了詛咒：直到 2014 年他才去世，並出版了一些他最好的書，如《愛在瘟疫蔓延時》和《迷宮中的將軍》。

同樣，福克納和海明威認為這是一首絕唱，是對處於職業生涯最後階段的作家的認​​可。最近的得獎者也有負面意見。 1996年獲獎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聲稱，這毀了他的私生活，讓她變成了「官方人士」。 2007 年獲獎者萊辛在回家的路上下出租車時發現了這一消息。 「噢，天啊！」他用惱怒的語氣說。耶利內克和穆勒不爽他們的隱私被破壞並以脾氣暴躁著稱，他們也沒有高興得跳起來。

最新獲獎者之一、 2022 年獲獎的安妮•艾諾承認，諾貝爾獎並沒有讓他高興：官方部分「沉重」，佔用了「寫作時間」。 「這個獎項讓我成為了公眾人物。在此之前，我只是個作家。現在我是一個偶像、一個象徵，所有那些浮誇的詞對我來說都沒有任何意義，」他五月在巴黎郊區塞爾吉的家中告訴記者。 「我感覺就像那位聖母布洛涅聖母院，二戰結束時，她的雕像在法國各地的教區遊行。」

對於不習慣受到大眾關注的作家來說，這個獎項就像是一次躍入虛空，尤其是當他們年紀較大時，可能會難以應付。 20 世紀90 年代末，在成為第一位來自加勒比地區的諾貝爾獎得主後不久，沃克特宣稱那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時期」，因為回應來自世界一半的要求是多麼「艱鉅」。 「該獎項需要大量的個人努力，因為它需要宣傳和巨大的知名度，」獨立出版社Nórdica 的編輯Diego Moreno說，他們出版社的目錄中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Tomas Transströmer、Peter Handke和Jon Fosse。 「我不認為這對他們有任何有害影響，但有些作者更喜歡在公眾面前曝光，而另一些作者則不太願意出現在媒體上，」Moreno說。

企鵝蘭登書屋編輯總監 Pilar Reyes 表示同意：「該獎項是一項巨大的榮譽，也是一種責任和承諾。」「當獲勝者被迫代表一個國家或一種語言時，就會出現問題，這與作為作家的基本特徵之一相衝突：絕對自由以及他或她沒有被要求支持任何事業的事實，」Reyes。

對於 2022 年之前《Salamandra》的編輯總監Sigrid Kraus來說，一切都取決於「作家的性格以及他們接受性格的時刻」。 「對於即將退休的作家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詛咒。起初，他們把自己交給了人生的這個新階段，但過了一段時間，這就成了一種負擔，」Kraus說，他相信那些作為奉獻而獲得這一獎項的人會更享受它。 「讓每個人團結在一起的是看到自己的書重新出版的樂趣，而且，不要欺騙自己了，老實看看，這個獎項帶來的經濟獎勵。」儘管受到批評，但幾乎沒有人放棄這一點。 1964年，沙特拒絕了諾貝爾獎及其財政捐贈，因為擔心這會影響「他的著作的影響力」並避免被「制度化」。他是整個歷史上唯一拒絕獎座的作家。

（印卡在臉書的原貼文按此；Àlex Vicente在EL PAÍS所著英文原文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