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之前，汪曾祺終於有了自己的書房

「白天，把堆在桌上的東西統統搬到床上，寫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東西搬到桌上，睡覺。」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常常這樣「投訴」。這位如今名氣大、書也賣得很多（有的還很貴）的作家，晚年卻是在蝸居中度過的。

斯是陋室，那又如何？

1983年，汪曾祺舉家遷入新華社的三居宿舍。雖聽上去有三間房那麼大，其實則襤褸破落，據描述是廚房難轉身、廁所又狹小、沒有澡間更沒有客廳。一推開門，裡面是一條連接三間房的過道（像足了如今香港的劏房），接待客人的時候，汪曾祺就在過道裡泡茶。而他自己的房間，則被一張床、一張檯、一把椅子塞得滿滿的，於是才發生了要把雜物挪來挪去的景況。

可是讀過汪曾祺作品，便知道他是怎樣一個恬淡開懷的人，且樣樣事情都有濃厚興趣。金石篆刻、曲藝樂器汪曾祺都精通，此外又偏愛吃、愛下廚。據說在讀西南聯大時，汪曾祺曾經用一碗米線治療失戀；後來在北京招待外來作家，曾用親手烹調的干貝吊小蘿蔔征服了聶華苓。作家韓藹麗曾與汪曾祺一家密切來往，她就驚歎過：「我從沒聽到過汪曾祺對這幢破樓對這間陋室有過一句怨言。這近乎貧民窟的地方，他住的怡然自得。」

其實在幼年時，汪曾祺也體驗過富庶無憂的生活。六十九歲時他曾寫下自述散文〈自報家門〉，其中提到祖父在清朝末科中了「拔貢」，擁有兩三千畝天田地之餘還開藥店、布店，但仍勤儉樸實，又免費為人醫眼病。傳說汪父在高郵的房產多達二十六所，應該是想怎麼住都行，但自從西南聯大畢業、往北京工作後，居所的問題卻一直困擾著汪老。上文提到的新華社三居房，其實已經算是住得體面的地方，在此之前，汪老一家還住過「湫隘狹窄」的百呎房，也住過連白天也要點燈的黑房，大抵甚麽樣惡劣的環境都見識過了。但也正是在這些侷促的房子裡，汪曾祺寫下了《受戒》、《異秉》、《大淖記事》等等作品，令他晚年文名再起，真可謂傳奇。

被遮蔽的文學巨匠

即便在最後十年間寫下不少重要作品，汪曾祺在世時的名聲還是有限，因此他也被不少評論家稱為是「被遮蔽的文學巨匠」，他也曾經自嘲說，從未跟上過任何個時期的文學風潮。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傷痕文學熱潮掀起，人人都在書寫痛楚，汪曾祺卻在此時發表了風格清新開朗的小說《受戒》，讓當時的編輯也感到左右為難。曹文軒曾經指出在那個時代，汪曾祺讓讀者感到「在作深沉、痛苦狀的文壇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風氣」，此言不虛。但浸泡在沉痛中的人們，要花上多久才能開始明通其他情緒呢？其實很不容易。

因此，我們總說汪曾祺是時代的異類，但實際上，在反右風潮和文革中，他也是受害者之一。早在1957年，汪曾祺就被劃為右派，從北京下放至張家口參加勞作；後來文革爆發，他又被欽點成為御用文人，參與修訂樣板戲《沙家浜》，每次下筆都戰戰兢兢。雖然《沙家浜》修訂加工完成後，汪曾祺還得到了當局嘉許，但是在晚年他又因此劇而捲入一場版權官司，更有說這是直接導致他身體惡化、最終離世的原因。


一生主旨：貧窮與心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經歷這番狗屁倒灶的事情，汪曾祺的回應竟然是有點自嘲、有點慶幸，由此足見他樂天派的性格；這樣的性格，也與他的文學創作一脈相承。

《受戒》中的主角小和尚明海與少女小英子，不免讓人聯想起汪老恩師沈從文《邊城》中所寫的純真感情。汪曾祺的寫作深受沈從文影響，但因鄉土風俗乃至性情的不同，他為人物注入了一種獨特的輕盈感，原來這個源自於他自己的一個夢：「小和尚那種朦朦朧朧的愛，是我自己初戀的感情。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把一塊現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原封不動地移到紙上，就成了一篇小說。從眼中所見的生活到表現到紙上的生活，總是要變樣的。」在寫小說時，汪曾祺講求自己要與所寫人物「緊緊貼著」，要用自己的心和全部感情來寫，但小說自有其發展路向，他也並不強求。

許多人談起汪曾祺，便會說他的「恬淡、純真、隨遇而安」，但其小說也不無傷痛。在1994年寫下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兒》中，汪曾祺就將貧窮與女性困難描繪得淋漓盡致、刀刀入肉，但又不會讓你看到刀的樣子。當飽受侮辱但仍渴求愛情情慾的辜家女兒坐在床頭大哭時，你就能知道汪曾祺筆下的貧窮與絕望有多麼透徹。

關於貧窮與侷促，汪曾祺體會得太多了，以至於直到人生末年，他才真正住進了一個像樣的居所。1996年二月，汪老舉家搬入虎坊橋福州館前街一幢嶄新的大樓，內裡寬敞舒適，而一直伏在雜物堆、飯桌上寫作的大作家，終於在人生的最後一年裡，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書房。

（撰文：黃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