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Grammy到Oscar的「美國性」建構

2025年，Kendrick Lamar與Beyoncé在多年無緣Grammy通類獎項後，終於如願以償，前者拿下「年度製作」與「年度歌曲」，而後者拿下「年度專輯」。2026年，《Debí Tirar Más Fotos》成為Grammy歷史上首張西語「年度專輯」，Kendrick Lamar也再度拿下「年度製作」獎項。同年，電影《Sinners》領跑提名，並斬獲最佳原聲音樂與最佳男主角在內的多個獎項。兩年頒獎季，看似是文化產業對於Trump的反擊，提攜少數族裔，背後其實指向了重建「美國性」的文化綱領，回到並重塑美國文化的「根源」。

在21世紀初期，大眾對於美國的印象是「美國夢」。在全球化時代中，美國向各國各文化的人敞開大門，宣稱你都可以來到這裡，實現夢想，收獲幸福。本質上，這是一種借助文化軟實力，從全世界汲取人才與資源的思路，其邊界不斷擴張。也正因為需要持續吸納外來者，「美國性」的文化認同本身並不清晰，而是更多依靠一種Gatsby式的精神號召，通過對跨文化美好生活的想象，吸引全球的人。

「美國性」則不同，它指向建立自身文化邊界、凝聚內部群體的過程，因此需更清晰地劃分誰是「外人」。通過長期的文化改造，嘻哈（Hip Hop）與拉美音樂脫離了邊緣群體對主流文化的挑戰或自我建設，而是通過階級躍升這一母題，先統一群體的價值觀，再借由一個個原本屬於少數群體、卻在主流場合躍升為成功範例的個體，逐漸形成一條「你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攀升改命，並與我們一起建設這裏」的路徑。Grammy與Oscar不僅是行業內部的表彰與藝術的認可，更是一個全球見證的文化加冕儀式。

在美國文化史中，從反主流文化興起到「美國性」的回歸，更像是一種周期性的過程。

時間回到1960年代的美國，內有民謠在內的反主流文化行動，外有英倫入侵。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一個重要的人物，Bob Dylan出現了。

Bob Dylan最初是由民謠界提攜進入音樂界的，但到了1960年代中期，他開始逐漸與民謠傳統拉開距離。他拒絕承認自己是「民謠」音樂人，而更願意用「傳統」來形容自己的創作風格。他在1963年發行的《Blowin' in the Wind》和1964年發行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很快成為反戰與民權的象徵作品，但他本人卻拒絕成為社會反叛浪潮的代言人，反而轉向更私人化的寫作。

1965年更成為一個關鍵節點。在新港民謠音樂節的演出中，Dylan在舞臺上使用電吉他，演唱了三首插電的歌曲。這一舉動從音樂形式到文化象徵都被民謠界視為「背叛」，因為它意味著向長期被民謠陣營排斥的搖滾靠攏。同年他發行了《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和《Highway 61 Revisited》，完成了這一轉型。後者收錄的《Like a Rolling Stone》，是前兩版滾石五百大單曲榜單的榜首和2021年版滾石五百大單曲的第4名，也在象徵意義上確立了搖滾的歷史地位。

許多人把這一轉向理解為對民謠傳統的背叛。但如果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它其實更像是一次文化路線的轉換。原本代表反主流文化的民謠逐漸被重新解釋，並最終成為美國鄉村音樂傳統的重要源頭之一，從文化上完成對於反叛者的國族建構。因此，Bob Dylan的行動看似是對某種風格和群體的背離，其實本質是從「反叛」走向「建設」的路線轉換。

拋開主導的文化敘事，我們重新回看這個歷史時刻，其實與當下的美國很像，很經典的一個美國文化周期開始複製。社會積攢各種矛盾，通過反主流的文化潮流進行發洩。在反主流文化潮流對社會秩序的沖擊逐漸超過臨界值後，再開始「撥亂反正」，把原本的反叛重新納入美國的國家文化傳統之中，重新建構「美國性」，最後走向新的技術與經濟周期。

回到當下，美國近十年的許多文化現象也明瞭了。在經歷了身份政治對主流社會秩序的「沖擊」與「內憂經濟、外憂國際」的多重危機後，美國再度開啟了一場「美國性」的建構。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美國流行音樂產業中身份政治的代表人物為何集體轉向。

Beyoncé便是其中的代表案例。從2010年代開始，Beyoncé每張專輯的宣傳幾乎都在強調自己作為非裔女性在種族與性別議題上的文化意義，扛起音樂界的身份政治大旗。這套敘事也常被用來解釋她為什麽理應拿到Grammy的「年度專輯」獎項。這套論證在過去長期未能肯定，直到《Cowboy Carter》這張鄉村音樂為核心的專輯出現，Beyoncé才終於捧回了Grammy的「年度專輯」獎杯。

原因恰在於此，鄉村音樂是美國根源敘事的載體，而這張專輯的真正命題，是將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貢獻重新寫入美國文化的起點，從根源處論證「你本來就是美國的一部分」。這與Donald Trump兩次美國總統任期「對內打擊身份政治、對外捍衛美國利益」的話語邏輯，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共同指向的，是對「誰才是真正的美國人」這一問題的重新界定。

類似的敘事也出現在今年Oscar的大熱電影《Sinners》中。電影借恐怖類型片的外殼影射種族關係，用黑人故事替換原住民敘事，完成的是對黑人歷史地位的文化加冕。音樂層面，Ludwig Göransson將爵士、藍調、R&B、靈魂樂編織成一部聽覺史詩，構建出一套完整的聲音與文化譜系。電影原聲專輯也在第68屆Grammy獎中獲得兩項提名並全部獲獎。2025年Oscar的主題是美國夢的幻滅，《Anora》與《Brutalist》均展現了異國他鄉的個體來到美國後的幻滅，與21世紀初期以來主導全球文化敘事的「美國夢」大相逕庭。2026年順著文化週期的脈絡深入，從《One Battle After Another》到《Sinners》，主題換成了「美國性」的重新確立，與近兩年的Grammy走向完全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Ludwig Göransson 與這套敘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更早。2019年，他憑借《This Is America》在Grammy擊敗Lady Gaga大熱的單曲《Shallow》，拿下「年度製作」與「年度歌曲」。當年除了《Shallow》獲獎外，另一首獲獎的作品《Joanne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恰恰來自於Lady Gaga回歸鄉村根源的專輯《Joanne》。也正是這張專輯發行後，Lady Gaga才登上超級碗（Super Bowl）中場秀演出，帶動了MV中有牛仔這一鄉村經典文化意象的單曲《Million Reasons》。而在2026年的Grammy，再度大熱的Lady Gaga再次遺憾，在通類獎項上輸給了代表「美國性」的Kendrick Lamar和Bad Bunny。可以說，在2010年代到2020年代初期美國新一輪身份政治的年代裡，「美國性」是美國文化界隱匿捍衛的邊界，如今則是登堂入室的核心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