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開始播放，舞者並沒有起舞。 螢幕顯示：動至你覺得這是舞蹈。 Celine Dion開始在唱——舞者黃寶娜和李振宇仍然佇立著。低頭、側頭，眉頭深鎖，煞有介事。然後張開雙眼，仰望上空，動作來得浮誇，卻自然，頭顱隨音樂擺動；快到副歌了，儼如水沸騰起來，時間、物理自有定律⋯⋯ (閱讀更多)

當這情節忠實地改編成第12集時，竟引起了網絡上情緒反彈的聲音，跟連載時一面倒對佈局精彩的肯定，可算天淵之別。質疑的聲音不外乎「欺負人的始作俑者不去針對，反而跟你選擇做朋友，嘗試溝通及幫忙，竟然成為目標」，而解惑的答案就同時通往本作的兩大題旨：一. 社會管治倚靠科技運算的危險：人工智能 (AI) 不可靠，模擬不到人類思考與感受的複雜，只簡單看到先後次序並將其因果連結：四人沒有回覆羅彥輝，然後羅彥輝自殺身亡，於是這四人要負上責任；二. 怎樣面對校園欺凌。受害者對欺凌者沒有期望，卻對身邊關心自己的人有著情感依附，並很容易就感受到被背叛而絕望。惡人繼續行惡，符合其預定人設；但旁觀的他人是否可多走一步，去展現世間尚有善的一面，去給予希望的曙光？然而一旦不能持續，當僅有微弱的光芒都是虛假，才是最難接受。 (閱讀更多)

再談林家謙新作〈怪我只敢做好人〉，任弘毅在一面倒支持「邪不壓正」、「不論代價堅持做好人」的詮釋下，重新反思歌名的含意，發現當中刻意的不協調性，世間的好壞不是純粹的二分法，才需要「思考」和「質疑」。他認為這首詞珍貴之處在於林夕以細微違和感提醒我們：好壞往往只是表象，而當中的詩性辯證、覺悟之高，即使非林夕本意，也是一份十分寶貴的解讀。 (閱讀更多)

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推出新作《親愛的・柳如是》，展示這位明末清初歌妓心繫家國，卻又忠於本我，愛情至上的故事。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潘惠森選擇這個「高難度」題材，做到豐富多變而大體上清楚明白，是必須佩服的，而全劇涉及歷史、人物甚多，比《奧本海默》更考驗觀眾的知識，看得他慚言自己「孤陋寡聞，越看越覺得自己無知。」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