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導演濱口龍介擅於敘述當代社會的人際關係，以大量對白捕捉人與人的深度溝通，2021年出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後，去年推出風格迥異的《無邪之境》，借都市人的視角關注自然生態，並探尋人性的善惡。《無邪之境》沒有大量對白，更叫人專注於畫面所呈現的訊息，電影的結局最為人所討論。編輯部由此組成小輯，收編三篇不同角度的影評，如有從尼采的「奴隸道德」看人與自然、資本世界與自然的辯證，以及巧的殺人動機。

濱口龍介在《無邪之境》之中建構出一個靜態的場域──原初自然，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一切都是神祕而陌生。海鹽分析電影裡的原初世界和資本世界，是如何構成辯證關係，並點出當中暴力的隱蔽之處，而最後資本世界的人類作為獻祭，意味著辯證運動的終結，善惡的劃分消失了，自然世界復歸平靜、神聖與潔淨。

導演濱口龍介2021年的作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如今推出風格截然不同的新作《無邪之境》，關注了自然生態及人性善惡。石啟峰認為當中許多關於自然風景和鄉野生活的長鏡頭，看似只是瑣碎的日常片段，但觀眾可以從中發掘出許多隱喻和意義，他再以尼采的「奴隸道德」看見當中關於人與自然共處、善惡的主題，亦探問我們要如何辨認邪惡。

伊力盧馬對我的影響，我想在《偶然與想像》裡已充分表現出來。積葵利維特的元素亦有在《Drive My Car》裡出現，不過不是那麼明顯，反而是有點曖昧不明的關係。這種曖昧的表達，其實也出現在積葵利維特的電影裡：究竟故事發展下去會是甚麼結局？觀眾看著可能會有心驚膽顫的感覺，我很享受這種感覺，也希望把這個手法放在作品中。 至於創作故事與人生真實的關係，本來攝影機就是寫實的工具，拍電影時雖然以虛構故事為背景，但電影呈現的畫面全都真實發生過，所以電影是介乎小說與紀實片之間。

「沒有男人的女人們」本來已是艾慕杜華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母」題，而在《誰和誰共母》中，艾慕杜華更試圖把「宏大的」歷史和「瑣碎的」家事冶於一爐，從第一分鐘就為整部電影定下基調：這是一齣屬於女人們的電影——由「女性的」視角（鏡頭）凝視生命、家事和歷史——而不止是關於女人們的電影。

榮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Drive My Car》，陳煒舜認為這部電影是一條龐大而精巧的互文馬賽克隧道，自愛情與慾望的摹刻，至戰爭與和平的隱喻，無所不包，其面世亦與《羅生門》一樣，是作家與導演的相互造就。

孔嘉琪形容，濱口龍介的《Drive My Car》是一套讓人找線索找得很過癮的電影。三小時的電影，看到最後一場戲才當頭棒喝。女司機拿著一大袋剛從超市買的東西，在個偌大的露天停車場走回自己的車位。電影鏡頭遠鏡拍著女司機走過一輛又一輛泊在停車場的車，白色，白色，白色，雖然是刻意裝作自然的錯落泊位和吉位，但當女司機走到自己的紅色SAAB時，「萬白叢中一點紅」，那是什麼？日本國旗。

濱口龍介近年成為了國際影壇的寵兒。若要討論當中的原因，失．逃認為來自其電影的特質。濱口龍介創作的故事，一律為現代男女的關係描寫。可是，對於人際關係的理解，甚至是面對戲劇，均有不一樣的理解。其他創作者多數選擇循規蹈矩地設計的成長之路，濱口龍介的處理卻是迂迴的山徑，當中盡是人物推翻自我、否定關係的過程。與其說濱口龍介是鼓勵觀眾以樂觀態度面對生活，倒不如說他忠實呈現了作為一個都市人的成長之路。

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濱口龍介的電影以〈Drive My Car〉為核心，又穿插著同一本書裡的〈雪哈拉莎德〉和〈木野〉，以至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幾個故事看似互不相關，卻在電影角色的層面上起了情感的互文作用。黃柏熹認為，與其說電影是改編〈Drive My Car〉，不如說是這些故事的匯聚，透過虛實故事的交疊、碰撞，那些不能言說的痛苦或未被言說的故事才得以被講述出來。故事或說故事本身，才是電影《Drive My Car》的真正主角。

《Drive My Car》問世以來引起了熱烈討論，尤其是這一齣電影到底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改編，抑或是濱口龍介的電影呢？但聰明的導演會知道，改編的電影和村上春樹的小說本身是兩件事。如果原原本本讓家福在鏡頭前獨白自己對女人駕駛的偏見，即使是西島秀俊恐怕都招架不住。一次無日無夜的北海道公路旅行，一個女學生潛入熟人家中的冒險，一段無稽的化身成八目鰻的夢，在在都能看到同時期村上春樹兩本長篇小說的影子。只有這樣的改編，才能讓本來有如草稿的短篇故事，豐富成一段公路旅程。

濱口龍介新作《Drive My Car》受國際好評，艾苦由此談及村上春樹的《村上T》，以及被市川準改編成同名電影的《東尼瀧谷》，剖析改編自他短篇故事以成的電影。或許，正因這種基於日常的視覺，村上的故事才有這樣著地的感覺。

隨著《偶然與想像》在香港受到擊節讚賞，濱口龍介的舊作亦陸續重新上映。黃柏熹回顧其2018年的作品《睡著吻別 醒來抱擁》，一個女人愛上兩個男人的故事，像重新提醒了我們女性電影的核心所在，並非要在壞男人與好男人之間展示感情兩難，而是顯示在濱口龍介的電影世界裡，女人在愛情中游刃有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