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編舞 Albert Garcia 談：怎樣取得自我敘事與再現的「許可證」？

早前在牛棚的1a space看不加鎖舞踊館（Unlock Dancing Plaza）今屆《非關舞蹈祭》的演出，其中包括編舞 Albert Garcia 的《蟲火》：土地．遷移與神明（香港版），為該公演最後一場。進場前，知道Albert為澳門出生，擁有菲律賓移民背景，作品以螢火蟲串連移工社群以及自身流徒經驗，從演出前所展示的研究資料，到演出期間混合錄像與舞蹈的敘事，似乎都恰如其分地開展。

然而，去到後半段演出，聚焦於團隊在菲律賓薄荷島拍攝螢火蟲，並找來當地儀式實踐者（Ritualist）向螢火蟲進行奉獻的經驗。Albert 慢慢在現場佈置儀式場景，開始擺出不同動作，卻顯得那麼茫然乏力，甚至向觀眾坦言，自己無法繼續表演下去。寂寥而低沉，如像一段自我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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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早已構思的設計，抑或現場演出的意外發展？背後藏着怎樣的創作焦慮？完場後，與Albert談起，這一切都關於現實與創作的種種許可與禁止。

借螢火蟲訴說移工的命運，「可以」嗎？

Albert 因澳門政制而失去合法身份，只有菲律賓護照，現居台北，日常生活必須時常與不同官僚機構周旋，申請許可、簽證，遷移，流離失所。因此，邊界、地域，對他來說是編舞的主要靈感之一。

他學習舞蹈大約六、七年，自言算不上技術純熟的專業舞者。「我視編舞和舞蹈為一種觀看的視角。例如菲律賓的移工，他們離鄉別井打工，失去工作時又會面臨被驅逐出境。我想，舞蹈就像社會的微觀縮影，可以展示身體如何被推向邊界，或被迫湧向其他國家。這些身體在當下社會體制中，卻根本無法自由移動。」

整個演出可分作兩層，第一層是借螢火蟲訴說移工的命運，無論是展覽部分的文獻檔案整理，抑或表演中大量糅合錄像素材，敘述螢火蟲與移工之間的類同，像受制於體制系統下的規管；在都市化發展下被忽略的邊緣狀態；甚至巧合地，螢火蟲壽命約莫十四天，而未就業移工在被遣返前的緩衝期，同樣為十四天。

當他在田野調查期間，試圖透過精準的光圈快門拍攝來捕捉螢火蟲，令他轉而思考，我們究竟如何透過鏡頭來看見螢火蟲？又或，我們真的看得到、捕捉下來嗎？他坦言，作品很多錄像片段，並沒有太多的編舞或身體再現，但介乎「如何看見」與「如何看不到」之間的思考，反映移工群體的複雜處境，為這個作品核心元素之一。

有趣在於，第二層則是反過來回看自身，思考作為創作者，能否如此借用螢火蟲來說自己的故事。於是，同樣以螢火蟲為對象，他把現實和創作實踐中所牽涉「許可」的權力與無權者之經驗串連起來。

「這對我來說極為重要，尤其是『尋求許可』這件事。身為一個移民或移工，在成長過程中，生活似乎總是在不斷地尋求許可。自己甚至慣性會想：我是否被應允留在此地？能否向體制索取資源？我具備在此工作的權利嗎？這讓我重新思考螢火蟲有沒有允許我這樣敘述？我們面對自然，是不是也事事都需要尋求允許？那麼，作為勞動體系底層的移工，他們又是否被不斷消費？被問及這些問題真的可以嗎？」Albert 這一連串自我詰問，已經從螢火蟲與移工者的處境類比中跳出來，不但思考人與非人的關係，並精準地投射出移工者的處境：這種慣性反覆確認自身合法性或正當性的焦慮，做任何事到底「可不可以」，都是移工者置身體制下必須不斷尋求許可的集體經驗。

敘事與消費的距離

關於螢火蟲的「許可」，在演出後半段的通靈儀式中，儀式實踐者Sasa Cabalquinto的回應是，螢火蟲並不在意許可與否，而重要的是Albert需要清楚知道自己如何作為一個媒介（medium）。

所謂「媒介」，是編舞，是創作者，也是一些能量或事物連接的載體。這部分的演出更傾向以影像片段為重心，穿插螢火蟲拍攝與儀式的畫面，晃動模糊。Sasa說，儀式重視現場參與者的整體經驗，而非錄像的傳達或紀錄——這回到本文開頭的情節：Albert 在演出時，切身感受到無論如何也無法還原一場祭儀。

「總覺得自己好像必須在大家面前演一場祭儀，那種過度自我中心的感覺，讓我產生了一種罪惡感。因為我覺得是在強烈消費自己的身份認同來做這件事。」Albert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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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去年十月，Albert已經完成《蟲火》的創作，直至今次在牛棚才正式公演。在首場正式演出時，他表演了很多舞蹈，試圖將祭儀包裝成一場演出。「這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後來，我的團隊叫我要誠實面對自己。因為那些曾經的真實情感與身體感知，確實是無法被再度複製與重演的。」

在此，他不再是向外索取許可，重新回到自身，當要說自己的故事時，如何不致消費自我？作為所有經驗的直接主體，Albert 往往難以理性客觀地拿捏敘事的邊界，「不知道講到什麼程度叫做『太多』。其實我自己也很怕『賣慘』。我要提供多少背景脈絡，才能讓觀眾既能理解，又不會把這件作品扭曲成一種在『賣慘』的表演？我很怕別人同情，會令我覺得不舒服。」

現實中，Albert一直處於「被允許」與「被禁止」之間的拉鋸，長年累月內化出某種生存焦慮，「但我必須承認，我其實是非常幸運，而且是privileged的。就像祭儀中說的那樣，我要提醒自己，應該將自身視為一個『媒介』，去承載這些故事，去讓更多人理解。對我來說，把這個作品帶回菲律賓，在一些平常不能享受看表演的社群裏演出，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必須向他們尋求允可，反覆確認：『我正在述說你們的故事，這樣可以嗎？』」

更早之前，他正好向一群移工舉辦了一場免費演出，他回想，那天現場能量非常厲害，「身為一個表演者，我很常去感知觀眾當下的情緒。那天在移工面前演出，大家是如此緊密地相連，充滿共鳴，那種感覺真的非常特別，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說着，Albert 一臉欣慰。我想起，在演出的尾聲，並不是以祭儀作結，而是Albert 隨流行曲 《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起舞，輕快柔媚，恍似告解後的釋然，如螢火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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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Ken@Showing Production

圖2: zoe @showing_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