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靜美智子早前在牛棚的1a space看了《非關舞蹈祭》的演出,其中包括編舞 Albert Garcia 的《蟲火》(香港版)。在後半段演出Albert 慢慢在現場佈置儀式場景,擺出不同動作,顯得那麼茫然乏力,甚至向觀眾坦言,自己無法繼續表演下去,完場後,黃靜美智子與Albert談起關於現實與創作的種種許可與禁止。《蟲火》以螢火蟲作喻,道出移工在體制下的邊緣處境。身具移民背景的 Albert,習慣於現實中不斷尋求官僚的「許可」,這種無力感更蔓延至他對創作的叩問:我是否有權述說他人的故事?會否淪為一種剝削與自我消費?

來自湖南的90後編舞家楊朕,一向以社會生活的感知作為他的創作泉源。他自2014年開始創作「革命遊戲」系列,談論個體於大環境及體制下的身份認同與認知。今年「#非關舞蹈祭」帶來他在「革命遊戲」系列第三部作品——《少數民族》的「封箱」演出,以邊緣族裔為題材,在舞蹈之中探討身份的複雜與多樣性。

陳美彤月前欣賞不加鎖舞踊館策展的「#非關舞蹈祭」《相對現場》節目,「現場」本來就是一體多面的複雜處境,深入每個媒介的本身去發問和研習,才能調度媒介拉闊感知,此為「跨媒體」藝術的本義和初衷。

「非關舞蹈祭」《I’m Only my Body?》的兩個作品:《張利雄》和《Kerry & Frieda》,應該如何留下一點較能靠近原作精神又不會過度詮釋的「(非關)舞蹈文字」?陳美彤寫下觀後感,認為看藝術作品是會/要把自己放進去的,所以描述的過程一定是有把自己的詮釋放進去的,畢竟寫字和做藝術都是為了身意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