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認同大灣區，但大家都認同，我也認同，《過春天》拍得好看。看似寫實的糖衣包著某種政權的童話，那才是恐怖。 (閱讀更多)

《無名指》是一次對上述現代主義文學狀況的逆向實驗，李陀三番四次表示過，要繞過以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吳爾芙等現代主義文學名家為代表的心理描寫套路，回歸以「對白」呈現人物為小說手段的偉大傳統。李陀列出來的標竿是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我們也輕易感受到他在小說創作上的復古態度。 (閱讀更多)

這一槍把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正如《蘭波傳》的作者斯坦美茲（Jean-Luc Steinmetz）所說：「從他們決裂之日起，蘭波就徹底擺脫了魏爾倫，對他來說，魏爾倫就代表著詩歌，但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閱讀更多)

關於貧窮與侷促，汪曾祺體會得太多了，以至於直到人生末年，他才真正住進了一個像樣的居所。1996年二月，汪老舉家搬入虎坊橋福州館前街一幢嶄新的大樓，內裡寬敞舒適，而一直伏在雜物堆、飯桌上寫作的大作家，終於在人生的最後一年裡，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書房。 (閱讀更多)

城市當代舞蹈團今年五月的大型製作《冬之旅‧春之祭》，重演兩個黎海寧作品，分別是上半場的《冬之旅》和下半場的《春之祭》。演出開始，鋼琴伴奏李嘉齡和男低中音黃日珩進場，舒伯特《Winterreise》組曲響起，沉厚的德文歌聲在凋零的枯樹佈景前迴盪。資產階級（bourgeoise）品味的氛圍，在重視本土、平權的今天，欣賞它可能不很追得上時代，但是對在殖民時代長大的我來說，它是多麼的熟悉。從此兩作品起到千禧後十年，黎海寧的舞蹈代表了一種特定的時代品位；《冬之旅》和《春之祭》的重演，尤其突顯香港文化之轉變，當中流行文化對藝術深度的衝擊，是香港、以致全球藝術工作者必須面對的狀況。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