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擲了銀,決定了,就不反悔。就像在2016年的大年初一,當擲出第一塊磚頭時,我已經無意中拚出了以後的前途。當然我那時沒想過事情會變成這樣,就像在「破壞公安罪」與「暴動罪」之間,是甚麼驅使檢察官捨棄罪名較輕的前者,而取罪名較重的後者,他是以甚麼去衡量取捨?我不知道,但在政府坐大的當下,我很肯定,檢察官的決定是取決於一種恆常的權力慾,那無疑與我那一塊擲出的磚頭所承載的不確定或然率,自然是兩碼子的事。
這時我坐在機場鐵路,就記起以往我往返六七年的上班時刻,我總是忽視窗外那大橋底下的美麗海洋,我自己在天空工作,記得的是機上乘客的反應,而不是像水手般要揣摩海的面色。第一次在客機上服務時,我還感謝自己在投資銀行與航空公司的選擇中,我沒選錯後者,那是我愉悅的工作。當然,在決定哪一個選擇時,我還是習慣性地用外婆給我的,早已停止流通的七十年代十角型五元硬幣投擲出可能的結果,而的確,這個幸運幣由小自大,都為我擲取了正確的選擇。
外婆說:擲銀就是賭博。
七歲的我說:老師說賭博不好啊!
外婆說:別聽她胡說,人生就是賭博。我們生命中每作一個決定,都不知道會帶我們去到哪裏,有時好,有時壞,那不就像賭錢一樣,有時輸,有時贏?
我說:可是我怕輸。
外婆說:傻瓜!別膽小,正所謂有賭未為輸,一天未死,一天仍有機會贏回來。不賭,又怎知道可不可以運轉乾坤呢?
外婆早已過世多年了,七歲時我不明白她當時的話,我由小學到中學,一直都不太明白,但後來年紀漸長,我就開始明白外婆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賭徒。
我一直好好保存外婆在七歲時送給我的十角型五元硬幣,外婆說:有自己不能決定的事,就交由牠幫你決定吧!我心中一直記著外婆的話,覺得硬幣會應許我一條應走的路。在那個大年初一,我不能決定留在家中與家人過年,還是與團體認識的朋友出外渡歲,於是我投了硬幣,硬幣告訴我:出去吧!於是我出去了。
事情變得如此,我沒想過,但事後我檢討過,為甚麼一直指引我走對路的硬幣,會帶我走到這個境地呢?是不是外婆一直在騙我呢?直到警察找上我,我又幾次往返警署,我才知道外婆沒騙我,她從沒說過硬幣一定會帶我走上「好」,或「對」的路,她只告訴我有不能確定的事就交給它決定,因為「應走」不等同於「走得對」,就正如賭博不等於一定會令我致富。我曾埋怨這個硬幣為甚麼會害我,還是牠的幸運早已慢慢消失,但在之後仍然有上班的日子中,當我坐機場鐵路往返機場時,我開始覺得自己也有責任,畢竟在桂林街上那拋擲到空中的磚頭,是我決定拋出,而那為我決定要走到桂林街的硬幣,也是我決定拋擲。事件發生後,我才知道外婆說「人生就是賭博」背後的深意──要不要賭博由始到終都是由我們決定,那賭博的工具只是決定了我們下一次賭博的模式與背景。只是我一直不解的事,要是人生就是賭博,我們只要一直活著,就要一直不斷參與大大小小的賭博,那麼……究竟我們是一個被迫賭博的賭徒,還是自己有自由意志的賭徒?
我後來傾向覺得,我們去賭是被迫去賭,可是在被迫的賭局之中,我們還是有決定怎樣下注的自由意志。直至一件自殺案發生後,我甚至覺得我們有自由決定是不是終止賭局。那個在跳樓之前留言,說不要相信一地兩檢無跨境執法的浸會大學學生,不是以自身的生命孤注一擲,退出香港這個大賭局嗎?
有一次我由警局回家,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在機鐵快要進入青馬大橋的隧道前,我瞥見那一片蔚藍的海,自忖要是真的坐牢,我是不是要到老才可以出來重新見到她呢?我心中忽然冒起那浸會學生,我想到要不要像他一樣拒絕再賭。在空中飛翔這幾年,我本來以為自己喜歡天空多於海洋,可是那一刻我覺得,深沈的海洋與明朗的天空相比,海洋帶給我沈穩的舒適感覺。於是下班後我乘地鐵到了青衣,走上青衣橋蹓躂,心想只要縱身往下一跳,無間的賭博輪迴就會終結。可是最後我看看那深不見底的海洋,還是沒有勇氣跳下去,於是我就像輪盤上的銀珠,仍舊在不停旋轉,直至輪盤停下,我才知道下一次重新開出來的賭局,是贏,還是輸。
有朋友說:到臺灣去吧!香港與臺灣沒有引渡條例,你以後到彼岸開始新的生活吧!可是這不是一場很大的賭局嗎?在人生路不熟的地方,我怎知道自己可不可以適應,我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有沒有能力與機會,維持基本的生存條件。逃亡臺灣,那與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沒多大分別。朋友說:留在香港你又有未來嗎?我答不上口。
我終於記起那給我丟在抽屜一角的五元硬幣。我執著牠,中心祈求:為我指點迷津吧!去?還是不去?公是去,字是不去。我第一次拋擲:公。我不能確定。第二次拋擲:字。與第一次打和。我第三次拋擲前望著硬幣上的英女皇像,心想你也早已離開香港了,那麼我呢?於是我往空中一拋:公。答案很很明顯了。
警察幾日前告訴我,我要交出旅遊證件,我不能上班了,我向公司請了大假。之後我訂了往臺灣的機票,草草收拾了行李,再回望自己這個住了多年的小小單位。我最後拿著自己的護照,坐上機場鐵路的最近班次,只是我不再是上班,而是赴我人生最大的一場賭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