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電影的悲觀與希望：周冠威 X 黃綺琳 X 楊曜愷 X 卓翔

本港因為疫症爆發而暫時關閉戲院，現在疫情稍緩，最近戲院才得以重啟。在疫症時期，有數部香港電影都鍥而不捨地在戲院一再上映，它們是《幻愛》、《金都》、《叔叔》和《戲棚》，在第三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屢獲提名及得獎。以上提及的本土電影都是由年輕導演拍攝，低成本和富有人文關懷，是「新香港電影」的代表作。

早前「虛詞．無形」舉辦一場Facebook Live，邀請「高先四寶」—《幻愛》導演周冠威、《金都》導演黃綺琳、《叔叔》導演楊曜愷及《戲棚》導演卓翔跟主持人鄧小樺對話，分享了對於香港電影的看法以及電影和影評之間的關係。

一種食物比喻成電影

在訪問開始前，卓導演提議在座的導演用食物作喻，形容自己的電影。楊導演形容《叔叔》就像釀辣椒，喜歡的人就會喜歡，怕辣的人就會討厭；周導演說他的電影就像豆腐，笑言可以任由觀眾「搓圓撳扁」；卓導演則認為《戲棚》是紅腸，強調作為四寶飯重要的一員，紅腸這種西方的美食有中式的呈現，與《戲棚》一樣給人有中西合壁的感覺；黃導演則說《金都》是芫茜，看上去就像普通蔬菜，但吃下去就會有落差，形容《金都》同樣是有些人會很喜歡，有些人則不然。聽過四位導演的比喻後，他們都笑指這些食物味道甚重又非常便宜，比喻得十分貼切。

遙遙映期奇招盡出？

因為瘟疫和政府的防疫奇策使電影的上映期無限延長，連《幻愛》推出也快一周年了。四位導演如何面對及處理這古怪的映期？楊曜愷回應指他為了宣傳而參加不少國際電影節，也在社交平台宣傳電影。黃綺琳及周冠威不約而同受到運動的影響，而感到很為難。周冠威甚至因為反修例運動，而忘記自己的電影首映，他回憶說：「7月1日是一個非常政治的日子，而《幻愛》第一天首映（7月2日）只有十二萬票房，很失落。」他慶幸票房有回升，但是上映十三日後被腰斬，形容自己心情很像坐過山車。而卓翔則幽默回應：「《戲棚》不是劇情片，無法每天有很多場次，每個月都只有五至八場，很多觀眾都不察覺《戲棚》上映，所以我們當自己每次都是重新上映，無限復活！」

香港問題，電影解決?

這些本土電影取景於香港不同地方，例如《金都》裡的太子舊式商場、《幻愛》裡屯門的輕鐵等等，側寫出這個時代。儘管四位導演並非有意拍攝一套回應社會的電影，他們的無心插柳，卻絲絲透出這個時代獨有的調子。周冠威坦言，《幻愛》是他以往的作品底本修改而來，只是為了關注精神病患者這個弱勢群體，並沒有想過回應這個動盪的社會。他提及有一位「手足」經歷了反修例運動後，患上了創傷後遺症，於是他多次進場看《幻愛》，借電影來治癒自己。周冠威說：「《幻愛》是說愛情而非政治，卻可以回應這個受傷的香港，這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這部戲是在說兩人為了美好的愛情而受苦，就像這一代的年輕人為了美好的未來受苦。」

《金都》裡談及的中港婚姻也是香港的社會議題，比《幻愛》更為直接地扣連社會。黃綺琳直言電影構思是自己的生活觀察所得，她曾有大陸同學提議和她「假結婚」。《叔叔》則是一部討論舊時香港同志的電影，楊導笑言大眾對男同志的既定印象是「做FASHION」、很華麗，所以他想表達出男同志可以是一個一般人，並特意取景於深水埗，來表現普通階層的特性。

《戲棚》記錄了香港正在消失的傳統文化，拍攝現時碩果僅存的戲棚。卓翔在拍攝時思考電影要如何以新的方式呈現、延續戲棚。卓翔比較了香港與日本兩地的工人，他指日本的工人被尊為匠人，觀乎香港工藝文化的重視程度確實不如日本，匠人的地位遠遠較低。而香港搭棚的技藝也逐漸消失，不少搭棚的材料都以鐵架代替。這種「省工夫」其實也是一種「變質」：由天然物料變為冷冰冰的東西，失去了生命力。

舊香港電影 VS 新香港電影

鄧小樺提及舊香港電影被新香港電影取代，兩者無論在製作模式、拍攝手法上都迥異。舊香港電影給外界的印象是「唔正經」、「粗野」、「低俗」，新電影則是多了人文關懷、關心弱勢社群、較為政治正確。楊曜愷批評舊香港電影將同志矮化，只是用同性戀作啅頭或恥笑的對象。他補充現時的導演都比較「書院派」，會花更多時間做資料搜集，也很享受做資料搜集的過程。楊曜愷也是這類「書院派」的導演，《叔叔》的資料搜集時間長達九個月，比如在電影中的浴德池早已被其他東西取代，他們無法實地考察，只能從黑白電影查找線索；結果在他們在最後一齣粵語殘片找到浴德池的片段，而那齣戲裡竟還有沈殿霞女扮男裝！楊導形容這班「書院派」的導演：「我們對電影有研究，不是純粹為了錢，而是因為熱情、興趣，（與舊香港電影導演）很大的分別是對電影的主題有更多的研究，追求美學表達的方式，有不同的呈現。加上我們看的電影不限於荷里活電影，還有不同國家和類型的電影，所以對電影的知識比較豐富，有不同的層次，所以做出來的成果與以往不同，因為他們的手法、目的、知識都不一樣。」

周冠威回憶從前電影界會認為拍攝弱勢群體是件很「港台」的事，這種追求寫實主義的拍攝手法並非當時主流電影所推崇。當時他的一些人文關懷作品會被批評不像電影，反而像香港電台出品。周冠威認為他當年創作的時候，香港沒有太多社會問題，是一個聲色犬馬的年代。他續道：「我們以前的年代，是有黑社會的味道……風花雪月，不是不好，反而很好看……舊電影不差，我認為是氣質不同。我們無法再拍回當時的電影，或者說，我們現在面對的確實不是聲色犬馬的時代。香港已經變了。」他寄望香港電影能夠變得多元，不需要區分新與舊的香港電影。

就目前的改變，黃綺琳提出是因為觀影的渠道比以前多，若然觀眾想看剝削電影（Exploitation film），可以在「抖音」上看，所以入場觀影的觀眾和從前的觀眾有分別。她認為新舊電影的分界並不明顯，如新近陳健朗導演的《手捲煙》，既有娛樂性又有人文關懷。

香港電影的未來？

雖然新香港電影予業界新氣象，但仍無法解決港產片市場萎縮的問題。黃綺琳認為香港的市場支持不了香港電影，所以工業電影會逐漸消失。但從樂觀的角度思考，她指出：「獨立電影是不會消失，因為獨立（Indie）的精神是遊擊，只要有拍攝器材及志同道合的人就可以拍成。相信香港將會有更多低成本的電影製作。」卓翔認為《那些年》在香港也錄得五千萬票房，證明香港是有觀眾願意付費觀影，只是觀眾願不願意做這場買賣？他續指台灣也經歷過一段電影的沉寂期，與香港相似，但台灣電影業另闢溪徑，使愈來愈多的觀眾願意去戲院欣賞小品和記錄片，逐漸建立自己的觀眾群，是值得香港參考。

相反周冠威對於香港電影未來很悲觀。他將香港電影分為合拍片及本土電影，合拍片必須審查，相反本土電影沒有審查；從前的他認為：「不被審查就可以盡是癲狂！」但自從國安法生效，電檢處會審查本土電影，一些敏感的主題會令到電影無法「過關」，而導演也不免自我審查。他直言：「這是一個好恐怖、好悲觀的現象和未來。」黃綺琳在面對政治審查時，坦言會「照寫」，不會自我審查。若然作品被審查，就再思考如何解決。楊曜愷用另一角度回應：「電影有時候可以在不同氣氛中生存，有時候更加艱巨、更多束縛，所生產出來的電影會更加精彩。」儘管政治審查打壓香港的創作空間，以致香港電影生存愈來愈困難，周冠威仍安慰自己，有很多人和他一樣面對政治打壓，但他們都沒有放棄，要維持盼望才能在悲觀中走下去。

電影與影評之間的關係

鄧小樺作為影評人，觀察到這幾部本土電影受到影評的密切影響，十分好奇電影製作者如何看待影評。楊曜愷認為影評對《叔叔》這種類型電影很重要，因為九十分鐘的影片無法完全表達自己的訊息，影評可以將微小事物放大、分析的特質，去使觀眾更深入理解電影，甚至令觀眾再次入場。加上，楊曜愷認為影評人也是觀眾，影評也是觀眾的想法，多聽觀眾的想法是有益的。

卓翔也認同「影評對電影有益」的看法，他回憶在未讀電影前，他會「咪」許多影評，在圖書館閱讀電影的書刊。卓翔聽電台介紹《香港製造》時，並不知道誰是陳果，但經電台介紹後便很想進戲院一探究竟。他指出普通人不知道導演、演員、類型的情況下，影評會給他們安心的感覺，他笑說：「呢樣都幾香港人，要驗過啲貨，OK先至入去睇。」他認為看影評是一個學習過程，可以了解不同人怎樣看自己的電影。

《幻愛》影評之多，連鄧小樺也問周冠威：「你有冇睇曬所有影評？」周冠威回答：「我睇曬㗎！」他認為看影評是一個自省的過程，電影拍攝完畢後，需要檢討及反思。他將影評比喻為創作的養份，可以完善自己的作品，形容看影評是一件好刺激、好愉悅、好渴求的事。他曾看過劉進圖先生寫給幻愛的評價：「真愛不如幻愛，幻愛也是真愛。香港人就是追求得不到、虛幻的東西，美好的香港將來、得不到的自由，那種追永、想像、盼望、意象其實是真的。他們真的好愛香港。」他從來沒有想過《幻愛》與時代扣連，看過劉進圖先生的影評後他大感有趣。

黃綺琳笑言周冠威是「電影界陳同佳」，「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黃認為「電影與影評的關係」是個尖銳的問題，因為現在影評的定義變得很闊，任何人都可以評論電影，拍照片分享至社交平台也算是某種影評，質素難免參差。黃導稱自己欣賞質素高的影評，認為這些影評人觀察得非常細緻，能夠從中學習，但另一方面她也會質疑某些影評的判斷，好像假設電影中每一個角色的每一句對白都代表導演的立場。《金都》與《幻愛》都曾有過相似的「性／別」議題爭議，《金都》裡林二汶說的對白：「Edward成個女人咁」亦有人指為政治不正確，黃綺琳的想法是：「導演不可能認同電影所有角色。因為人物是立體的，正如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不能認同世上所有事物。」

過激的影評在這時代難以避免，主持人鄧小樺也說一些影評人會為了搏得眼球和點擊而變得激進，而過激的言論又只會引來更激烈的評語，她寄語影評人：「做事時要有『度』，評論要有『度』。」一些激進的影評未必會傷害作品，但可能會傷害一班用心的製作人和評論人。而這本來也許是本土電影導演最重視影評的時候，本是非常難得，大家可否攜手為香港電影開一片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