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韓麗珠昨日（8日）發文回應「馴化」爭議，她認為理解和馴化都是漫長的過程，作為舊香港人，她認為香港人即使不認同他人的言論，也會尊重其表達自由。但爭議帶來的討論碰撞，令她發現這幾年來的創傷其實比想像中的大，我們失去了一種無視他人評價的內在力量，在眾多聲音裡，必定有偏見、誤解、了解不足，或不想了解的，而這些都是理解過程的一部份。今非昔比，她認為身在反抗和馴化的現實之中，只可以在小說裡描繪當中無數複雜的刻度，但她始終會回答「我鍾意香港」，即使她害怕街上氣氛沉重，人們彼此遷怒和壓迫的香港。因為只有在香港，她才能專注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同時儲存內在的力量。

獨立電影出身的Michael Sarnoski執導的末日幻想恐怖片《無聲絕境外傳：首襲日》早前上映，浮海認為戲裡戲外的寂靜無聲是一面鏡子，教人掂量著聲音與沉默的重量。他從精神分析理論說起，作為「他者」的怪物，可視為壓抑之物的反撲，而電影探討了聲音如何是個人與世界的橋樑，形成傷痛的共同體。同時， 他也指出聲音的力量不僅在於發聲，也在於靜謐，即使面對著把人「滅聲」的外星威權，人們尚能找到各種契機釋放自身的傷痛。

由亞洲民眾戲劇節協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辦的亞洲讀劇節，在1月29日起，為觀眾帶來新加坡、孟加拉、台灣、韓國、泰國、菲律賓、尼泊爾、印度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劇本。讓觀眾認識亞洲各地的編劇家和他們的作品。這次讀劇節以「尋找春天」為主題，讓觀眾從各地劇本之中，了解亞洲各地的歷史和編劇家們關心的課題，透視別國民眾的苦難與反抗，與各地人民一起在嚴冬之中，尋找春天。

2023年的《年少日記》與《白日之下》，總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字電影熱潮。查柏朗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兩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

電影攝影一向被視為男性的專業，是技術及勞動工作，並非女性所長。在奧斯卡金像獎接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最佳攝影獎得主仍然清一色為男性。最佳攝影獎也是金像獎所有幕後獎項中，最後一個有女性獲得提名的獎項，直至2018年才出現首位女性攝影師Rachel Morrison獲提名。她曾對此表示：「電影攝影呼應了女性天生擅長的所有：同時處理多重任務的效率、同理心、將影像轉化為人類情感的能力」。

Live Fast, Die young，27 歲是一道分水嶺，搖滾名人堂上赫赫有名的 Brian Jones, Jimi Hendrix, Jim Morrison, Prince, Amy Winehouse, Kurt Cobain，都是在人生最燦爛的日子——27 歲逝去，活不過 27，死因大多與沉溺濫藥有關，太多藝術家選擇借毒銷愁，最終活不過 27 大關。青年導演郭頌儀（Erica Kwok）就以「27」這個憂鬱的年歲為題，將 27 歲的迷茫拍成一齣喜劇微電影《27》，演繹出一種在死亡大限前活在當下，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人生（hedonism）。

《狂舞派3》上映後迴響非凡，嚴瀚欽認為電影生動地反映了地產霸權的社會現象，還嘗試揭示其中的運作模式，為我城的救贖和反抗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建議。從《狂1》到《狂3》的轉變，亦可視為我城近幾年來許多創作者的貼切寫照。

早前被逼腰斬的《新聞小花的告白2：白屋之夏》，演員張牙舞爪地呈現極權社會跟人性的真實面，政治意味明顯。未來是怎樣，難以說清楚，但劇本以盼望收結，彷彿我們所有人也能幫忙，出一分力，使高牆粉碎。

鄧正健早前就黃碧雲的手造書《附件三》撰文，指作品反公共及冷眼政治，李薇婷對此卻有所質疑，在此回應中再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廖偉棠不斷在詩中書寫香港，但他抗拒成為香港文學的一員。

地上本無路。要不斷提及歷史，正因為它並不這樣廉價。而回到每個個體，使人真正得以成為人的，是更根本的東西，我們的良心。你又憑什麼認定這個世界，係咁㗎啦。

據說如今每個文青都有一本《瓦爾登湖》。偏愛歸隱、嚮往獨居，現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消費趨勢？）然而寫下這本巨著的梭羅，當年是形單影隻，拿一柄斧頭，就跑入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山林裡，自此開始長達兩年的「野人生活」。

小︰雨傘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