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火車旅行之必要

我是火車旅行的愛好者。今年初，我心血來潮想要去看鄂霍次克海，決定跑北海道東部的網走一趟。因為是從台灣出發，所以可以選擇飛同樣在東部的釧路機場；要是飛西部的新千歲，就得從札幌乘坐六至七小時的火車過去，而且一天只有清晨和下午兩班車，其實很不方便。猶豫再三，終於還是決定要從札幌過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實在無法抗拒那七小時的火車行程。出發當天我五點多就自動醒過來，收好行李、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然後鼓起勇氣步出酒店。外面天還未亮，尚在下雪，走路去火車站正常只要十五分鐘，但拖著行李走在雪中，時間就變雙倍。幸好提早出門，到站買好便當（日本火車旅行的一大重點）、上車安頓好，還有十分鐘才開車，甚感自豪。火車在七點前準時開出，窗外是一片延綿的白，只是很快由城景切換成鄉郊，我吃過便當，就在車身的晃動中開始昏睡。偶爾轉醒，窗外始終是漫漫雪景，後來接近網走時，倒是出現了一條沒有結冰的河川，有成群白天鵝在游泳。急行的火車揚起雪粉；在暖和的空間隔着窗看雪，真是令人感到非常幸福。

可是如今已經無法計劃下一趟火車旅行了。現在全世界沒有幾個地方的人可以自由地跨境移動，但我有時會突然羨慕起住在台灣和日本的朋友，覺得他們即使留在國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玩，還可以隨時搭上火車，透過那搖搖晃晃的景框看一些不熟悉的風景。

以前香港也有火車，那是迥異於地鐵的生物，提起「火車」就是會有種郊遊感。自從兩鐵合併，政府、學校、媒體一夜之間就改了用字，果斷地抹去兩鐵之間的差異，於是火車就跟地鐵一起，褪變成沒有溫度的「港鐵」，只有很少數的不合時宜者，始終冥頑不靈，到了現在還在提著火車，不用說自是遭港鐵的時代拋棄。

小時候，我們家住的地區既沒有地鐵、也沒有火車，所以我對鐵路實在說不上有什麼情意結。兒時對火車最深刻的印象，反而是1993年的九鐵鬧鬼廣告中那個嘴角帶血的女孩，想必當年是哄動得連小學生都在議論紛紛吧。在火車駛出獅子山時還能看見望夫石的年頭，我們偶爾也會坐火車入新界，但我家不太會郊遊，也沒有親戚住在新界東部，實在想不起入新界是為了什麼。除了媽媽說的望夫石故事，火車旅程根本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有一段時間，火車對我來說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交通工具。在英國西南小鎮上學的兩年，一到休假就急不及待往倫敦跑，最初都是火車來回，但英國的火車票即使算上學生折扣也絕不便宜，後來就改搭稍為慢一點卻也便宜一截的大巴。可是，大巴的感覺總是比火車侷促得多，座位似乎更擠，部份附帶廁所的長途巴士還有臭味。如果不用顧慮價錢的話，選一百次我都會選搭火車——可能是這段時期「頻繁地無法搭火車」的經驗，令火車變成「優渥」與「舒適地移動」的代名詞，便植下了欲望的根。

後來有一年，我先後讀到《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和英國旅行社的西伯利亞火車旅行團小冊子，兩個文本在我腦中奇異地二合為一，我所想像的世界盡頭，就是那片無垠的雪白的西伯利亞大陸。此後就一直幻想著要坐上西伯利亞列車，從莫斯科出發，一路橫越歐亞大陸去到海參崴，但可惜快二十年了，始終未能成事；倒是我在二十幾歲時的一位建築師室友，決定返港發展時正是這樣走陸路回去，只差沒去海參崴，而是以北京為終站再回港。

或許火車的誘惑也關乎一些對歷史的浪漫想像。唸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史，看莫內的畫，讀左拉的小說，很容易被他們對鐵路的情緒感染——那頭迅速擴張勢力的怪物正急速改變著都市與鄉村的景觀，時空從此被高度壓縮，其帶來的改變不論好懷將永不可逆，因此他們也有畏懼，也有好奇，或許也有迷戀。那個年頭的大車站，長年蒸汽氤氳，火車頭噴湧出一蓬蓬白氣，張狂地衝撞現代化的鋼筋結構。總是記得1997年電影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港譯《愛比戀更冷》），男主角就是在車站的煙霧之間初見蘇菲瑪素瑰麗的容顏——事實上整部小說就鑲嵌在兩個火車站場景之間，頭一個預示女主角的悲劇，後一個完成無可抵抗的宿命。但更宿命性的可能是，托爾斯泰本人竟然也是死於火車站。1910年，年屆82歲的他被妻子激怒後離家出走。他先去了兩所修道院，三天後上了一列駛向頓河畔羅斯托夫的火車，卻在此時開始生病，不得不下車住進站長的家。一星期後，他死在那個藉藉無名的鄉下車站，因為已被東正教逐出教會，並沒有臨終祝禱，而是匆匆在隔天下葬。一代大文豪這樣死去，似乎堪稱淒涼，但貴族出身的他其實一直渴望以流浪者之姿離家遊盪，而他在死前一個多星期，總算一償夙願，僅披著身上的一套衣服自我放逐，終於得享自由。說不定，那段最後的火車時光，在落幕前一瞬所瞥見的搖曳風景，才是托爾斯泰漫長人生中的至福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