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顧玉玲近日甫出版的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記述多年前在工傷協會任職時，經歷勞安議題、工傷事件、性別族群與階層等不同面向的人與事。在新書分享會中，邀請到作家吳曉樂與談。吳曉樂分享關於承擔他人痛苦經驗的紛雜感受，她深有共鳴。顧玉玲說，很多痛苦其實是怎麼做都無法分擔的；但是分擔痛苦的意願，是可以被感受到的，光是這個感受即已足夠。顧玉玲大學畢業後加入任職的《自立晚報》工會並擔任祕書，後來到工傷協會任職，長期與工傷者緊密共事，她說，「回想起來，我在工傷協會9年多，其實哭的時候不多，經常看到的是力量、是想盡辦法。我們不一定是打贏才去打，我們經常是明知會輸，還非打不可。但是在那打的過程裡頭，人就長出力量來了。」工人的生命中憤怒與快樂並存，一方面他們經受不人道的壓榨以及許多工作帶來的後遺症，但另一方面給他們也為自己勞動而有尊嚴和感到驕傲。在書寫過程中，顧玉玲認為紀實與虛構相互滲透，成為了他者與自我的生命交織。記憶並不完全反映現實，但對她而言卻是生命之中的一部分。：「是他們滋養、挑戰了我的生命，交織在我的生命裡頭，我不是在寫他者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對，這本《一切都在此時此刻》就是我要說的話。」

葉浩在講座中從班雅明的多重身份與其人生的「時差」開始講起，他在德國傳統哲學發展到極致的時候，轉而追求更具當代意義的哲學，卻因不合時宜而未能進入學術界。班雅明的生命中充滿各種時差，包括婚姻的匆忙、其後與身邊親友分離的漫長，以及最後逃避納粹追捕卻在邊界自殺的絕望結局。他的思想與作品，在他對克利《新天使》的歷史天使意象的反思之中，留下了對歷史與藝術的深刻理解。 在《班雅明傳》中，兩位作者既以批判的視角重新詮釋班雅明的生活與思想，展示他對藝術評論的看法；也詳細描繪了他的感情生活，以及他與當時許多天才文人的來往。透過私人軼事及藝術觀的相互和應，那個群星閃耀的時代氛圍變得立體而容易親近。 此外，班雅明的歷史唯物論挑戰了傳統的歷史觀，他在意被遺忘的群眾，並認為政治美學的危險在於將美感與政治混淆。與阿多諾的美學觀不同，班雅明寄希望於電影作為批判的工具，警示當代人應警惕威權主義的回潮。葉浩在講座尾聲亦提到「若在民主的時代底下，還擁抱著威權時代的各種想像，那就是擁抱舊時代的美感，在操作新時代的政治。」

有時我們從創傷中倖存，有的傷癒合成疤，有的卻不動如山，書寫者在裂口的邊緣來回踱步，看傷口湧動、沉靜、結痂、噴發、吞噬。痛苦如何轉化成創作的能量？時代的集體傷痕又該如何書寫？香港文學館邀請台灣作家崔舜華、90後香港作家梁莉姿，與主持鄧小樺一起於台北書展中，坦誠地揭開她們把傷口凝鍊成文學的過程。

在台北國際書展的一隅，傳來泰迪羅賓〈點指兵兵〉、姚蘇蓉〈今天不回家〉的歌聲，60、70年代的港台老歌步過世道變幻，在此時此地，再作迴響。台灣廣播人馬世芳、學者作家陳智德、香港填詞人潘源良同台說起，港台老歌對時代、城市及他們個人生命的深刻意義。

香港算不算一個島？這個問題牽涉的是島的定義，它是地理上的島，還是政治上的島，甚或是文學上的島？在2024臺北文學季系列講座「臺北．香港．雙城跨域」，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系主任羅貴祥前往台灣，與楊佳嫻及鄧小樺對談兩座城市的差異。

由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的對談「要不要直接說？——從論戰到小說」討論的就是這麼使人驚心動魄的議題，主持鄧小樺十多年來在社交媒體報章雜誌刀光劍影，開場就講句「打蛇要打七吋」。對談嘉賓是有「戰神」外號的台灣作家朱宥勳，以及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系主任羅貴祥。鄧小樺與朱宥勳的筆戰我們時常都能看見，有時還會被颱風尾掃到，但鮮為人知的，是原來羅貴祥在八○年代也曾在報章打過筆戰，而且批評的對象還是余光中和他的弟子們——簡稱余派。「心口掛住個勇字就去打了，」時隔三十餘年，羅貴祥這樣回顧當年的青春歲月。

作為繁體中文出版重鎮的台灣，數十年間持續出版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直到最近，由於2019香港的政治局勢變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樣原因選擇台灣作為基地。除了文學出版以外，他們本人亦選擇移居台灣。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學生活館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文學的原鄉與異鄉」活動，邀得移居台灣並屢獲大獎的作家陳慧與沐羽對談，討論在台灣寫作的親身經驗。

匆忙從北角搭地鐵到中環出地鐵站後，先從太子大廈穿過對面馬路，鑽進行人隧道再繞過紀念花園，終於來到正門。隨後半年，這段路我多次折返又重踏，深深淺淺印滿足跡與記憶。項目長達半年時間——製作一本大會堂專書，以是開始。二〇二二，是香港大會堂滿六十周歲的生日，我們想為這棟法定古蹟留下什麼。

什麼是盛世？飛地台港對談沙龍「為盛世備忘」，邀請香港流行文化研究博士、《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的共同作者陳嘉銘，與台灣廣播人、知名樂評作家馬世芳演講對談。兩人分別用約 30 首歌，描繪出各自心中香港與台灣的盛世。

在黑暗時代寫作，在黑暗時代閱讀。閱讀跟寫作，都是動盪時代下自己能夠掌握的，最小單位的自由。飛地書店主辦的首場沙龍，圍繞著在台出版的《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由來自香港的教授陳健民，及來自台灣的作家房慧真對話。陳健民出獄後，感受到許多在囚者家屬深深的焦慮與不安，他意識到自己的入獄經驗分享能夠協助他們稍稍安頓；因此，他在香港將自己的獄中日記出版，並參與了上百場簽書會，連結關心在囚者的人們，也是自己可以做的「微小而有意義的事情」。

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