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掀起風波，背後其實留下諸多重要思考，去年6月一眾紀錄片工作者出席討論會，深入論述拍攝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倫理及權力關係，以及同意與授權的問題，以上由黃珍盈和劉坤濤紀錄及整理，收錄於電影評論學會回顧書《香港電影 2022》一書。有見紀錄片的議題未有更多後續討論，刊登此文不求爭議，只求引起有長遠文藝價值的討論，望社會與文化界能以更多元開放理性的方式討論，令香港紀錄片有更健康的發展。

美學上，我們一直有天才首出抑或受眾首出的歧異。天才首出的美學以天才藝術家生產「美」，「美」當然是由他們界定，因而他們自然擁有這方面的無上權威；受眾首出的美學則強調美學判斷由鑒賞者提供，所以「美」該由審美判斷保證。大家都講究品味和想像力（尼采和佛洛伊德之後則加上無意識），但天才美學還多出了創意或創造力的尊崇，所以一直在理念上主導著藝術文化界的意識形態。 一但考慮到天才問題，便來到那殘酷的事實認證——人人都可以（嘗試）做藝術家，但不是人人都是好的藝術家。創作的確有天份之分，賢愚之別。為了平權，我們必須接受平庸，以至有意無意混漫評鑒標準，弄得模糊難辨。當美醜高低不再能輕易判別，藝術評論便順理成章成為「畀面派對」或赤裸的權力遊戲。

歷時十年製作，由張婉婷執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年度最佳電影，已於上周四（2日）正式公映。惟電影上映後爆出一連串倫理爭議，先是受訪女生阿聆、阿余透過媒體控訴在沒有同意下被拍攝，亦未經阿聆同意下將電影公開上映。而「牛下女車神」李慧詩亦發文指不滿受訪片段在未被知會下用作紀錄片用途。張婉婷昨（5日）回應事件時，指與已跟英華女學校校董會達成共識，由今日（2月6日）開始暫停公映，讓各方有時間釐清有關問題，對於作品近日引起外界激烈討論，亦為師生造成困擾，張導就此致歉。

到底人的好與壞，是否天生早註定？作為倫理學的入門，哲學家 Simon Blackburn 的《Being Good》歸納了倫理學發展至今，與不同學派和知識系統發生過的辯論。今集已讀不回繼續有好青年荼毒室的MK老師教大家讀哲學，並與小樺對談做好人的可能。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修例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