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與探尋——冷戰後香港作家的兩種步伐

不少香港作家成長於戰後香港，其文學實踐與冷戰後的政治環境脫不了關係。七十年代的殖民政策下，中港交流並不容易，因此香港作家和文學研究者不斷尋索和製造中港文學交流的機會，部份文學青年也會關注中國民運，例如1970年的保釣運動。八十年代中英前途談判，香港確定即將回歸中國，提早受到改革開放的影響，於香港作家而言最切身的，則是香港文學將被收編為中國文學之下的地區文學。另一方面，文革的殘酷歷史也使香港作家不得不反思之前對現實主義和中國的理解。

香港作家當時怎樣看待上述政治環境的變化，又如何以文學實踐作回應，都是重要但不易回答的題目。由香港恒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及中文系合辦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中，鄒芷茵和陳子謙討論了兩位香港作家的文學實踐和七、八十年代的中港關係之間的影響，故作紀錄（編按：同場另一位報告者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林肇豐博士，報告題目為「為何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民族文學』？——論郭松棻與王拓兩篇文章」）。

文學散步，亦是香港文學史的足印
今天談起文學散步，總會提到盧瑋鑾寫於1991年的《香港文學散步》，一本介紹幾位中國文人在港活動的場所及其故事。然而，鄒芷茵指出以文學作家為主軸的地誌書寫並非盧瑋鑾首創，巴黎和倫敦也有「文學行腳」類型的作品。鄒特別提到一位日本作家野田宇太朗寫於1950年代的《新東京文學散步》，「他眼見日本戰敗後破敗的東京，想到重建後新地圖上將不會再找到他往日去過的地方，遂希望重新寫一遍東京的文學，保留一些他昔日東京的記憶。」鄒認為《香港文學散步》的成書過程和野田宇太朗有不少相近之處，問題是盧瑋鑾在甚麼背景下，希望保留甚麼？

鄒舉了《香港文學散步》中蔡元培的一章為例。這章選了五篇文章，分別為盧瑋鑾的〈五四歷史接觸〉（刊於1987.05.04）、周策縱的〈頑石——蔡孑民先生之墓〉（刊於1977.06.25）、余光中的〈蔡元培墓前〉（刊於1978.04.05）、黃國彬的〈刊於遊蔡元培之墓〉（1977.06.25）和蔡元培〈在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演詞〉（刊於1938.05.20）。留意作者輯錄的文章不一定來自香港出身或長期定居在港的作家，反而都是當時很少人關注的中國新文學的作家。

《香港文學散步》裡的中國新文學作家，實際上擔起了標誌香港的功能，甚至成為了香港的空間認知符號。換句話說，《香港文學散步》裡最關心的不是那個地方本身到底如何，香港社會的面貌是其次的，重要的是那地方出現過的作家。從〈〈寂寞灘頭〉：蕭紅與淺水灣〉〉的標題可見，起碼在該書的編輯角度而言，正因為這些女作家曾到淺水灣，淺水灣才有值得被書寫的位置，而非淺水灣本身有何特別。

盧瑋鑾採用這種表達形式，鄒認為固然使香港地方多了一種歷史感，但同時覺得與八、九十年代突然冒起「香港熱」相關。香港文學史在九十年代前的中國並不熱門，然而九十年代突然出現大量由大陸研究者執筆的「香港文學史」，包括謝常青的《香港新文學簡史》、易明善的《香港文學簡論》、王劍叢的《香港文學史》、潘亞暾及汪義生合寫的《香港文學史》，以及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這股香港文學史的熱潮當然因香港政治關係變化所致，鄒指「二戰後至文革年代，中港文學交流一直在殖民政策及冷戰格局下收窄，但中英談判後確認香港前途，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提早來臨，香港就成為國之下的一個地區，香港文學也面臨被收編的危機。」

鄒指盧瑋鑾一直對中港文學有抱負，其研究題目亦是二戰前的香港南來作家，殖民時期她和其他研究者也鍥而不捨地在狹縫中尋求中港文學的交流空間。「可以想像，在她眼中『香港文學』尚在觀察『中國新文學』，一下子變成了後者的觀察對像。突然間很多人自稱香港文學專家，我想她當時心裡不太好受，一方面擔心出現不少誤解，但另一方面她卻沒法即時寫出自己心目中的香港文學。」[1]

由是觀之，盧瑋鑾在《香港文學散步》裡的文學實踐，或是她對當時突然出現「香港文學熱」所發的異聲。盧瑋鑾當時深知香港文學第一手資料的整合尚未完善，香港文學方面的爭論也未成熟，實在沒有條件完整地寫出她心目中的香港文學史，於是她以文學地誌提出了她對香港文學史的觀點，並傳遞跨時代的文化記憶：在殖民地成長的一代，可能很少聽過這些在香港留下足跡的中國新文學作家；回歸後由大陸學者所著的香港文學史，整體來說也不見得重視這些作家在香港留下的足跡。

古蒼梧：七十年代左轉的青年，及後去了哪裡？
陳子謙報告的是經歷香港火紅年代的香港作家古蒼梧詩歌創作的變化。他指近年香港文學研究多從現代主義出發，探討現實主義的不多，但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曾促使一些香港文學青年左傾，認同社會主義中國，也一併認同彼岸提倡的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有溫健騮和古蒼梧。前者於1976年死於癌症，後者至今健在，其文學歷程則是探討1970年代左轉的香港青年及後探索過程。

古蒼梧早期作品偏好古典意象與語言，意象明顯，可見發表在1970年刊於《中國學生周報》的〈渡〉的一段：

想搖過灣那邊
聽聽潮打荒堤的聲音
像去年
船
卻擱淺在沙洲上

「灣」、「荒堤」、「船」、「沙洲」都是古典文學常見的意象，也以較直接的方式經營。古蒼梧在1969年曾發表〈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其中駁斥詩「以特殊方式處理的語言」的說法，另外亦撰文提倡詩應「可讀、可感、可解」，與其創作方向大致吻合。

陳指1971年保釣運動是古蒼梧第一個詩歌風格的轉折點。經歷保釣運動，古蒼梧不論思想和文學觀都向左傾，並寫道「社會主義社會中文藝作品的作用並不在作者自己的抒情，而在為集體服務，鼓舞集體的生活，堅定集體戰鬥的意志，為理想的社會制度吹起號角。」[2] 這時古蒼梧在詩中否定強調個人化的感情的風格，像〈鋼鐵巨人〉的「我卻不願再寫／銀杏葉蝶落的傷感／不願再寫／晚霞紫暗的憂鬱」明明白白地否定舊作。他在詩中亦有批判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勞動者無法享有勞動的果實應為常見的題材，像〈幸福村〉的一段：

還有那木匠阿伯
他不但會造桌子、椅子
還有造梓木槓
在槓上雕出精細的龍鳳花紋
可他自己盛衣服的
卻只是一個紙製的蘋果箱

然而經歷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他過去主編的雜誌如《盤古》、《文美》於1978年停刊，陳子謙認為「中國的歷史發展使古蒼梧重新思考自己要做怎樣的文學工作」。這時古蒼梧彷彿回到最初的時期，與強調為集體戰鬥的意志相反，詩歌著重個人情感，雖然也有批評香港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但未見歌頌祖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多了個人融入集體的困惑，像寫於1981年的〈雨聲〉：

我還沒有落下
　　沒有落下！
沒有投入
大海的懷抱
掀起
驚險的波濤！

陳子謙指1982後，古蒼梧明顯不再追求他在保釣時期所理解的現實主義，也無意在詩中處理社會問題。後來古蒼梧潛心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任職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擔任《漢聲》編輯、研究及推廣崑曲等——或許是今天讀者較為熟悉的古蒼梧。

假若不知道古蒼梧的文學觀念曾經有過這麼大的變化，對他的了解大概就是個中國傳統文化認識淵博的前輩，他對現實主義的掙扎大抵就這樣被錯過了。由發現文學的社會作用，到面對不完全受文學所轉移的冷酷現實，一再經歷期望和落差，古蒼梧又如何看待現實主義？潛心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是再一次對過去的否定，還是探索現實主義後的調整？這些問題不是一次講座或一篇論文可以解答，但沒有對古蒼梧詩風轉向的疏理，我們可能連問也不會問。

講座之外：中學教科書裡的盧瑋鑾
這篇文章預期的讀者應是在學院以外的，這些讀者中認識盧瑋鑾的大概比古蒼梧的多一些，因為前者出現在中學教科書的頻率頗高。中學時因閱讀報告的關係而讀了《香港文學散步》，覺得文章溫文儒雅（難聽一點是正氣但老土），卻不曾聽過她與「戰後」的關係（哪有中學教科書會提及冷戰？），不會想像到她也有「不是味兒」的時刻，更不知道她對香港文學的執著和嚴謹——原來溫文不是盧瑋鑾這位作者面目的全部。作家可以有不一樣的風格，且不一定以神奇或受到認可的形象出現，我想這樣的文學始終是豐富一些的，因為它鼓勵我們發現一篇作品與其他作品、文學史、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像這個研討會中的兩份報告一樣。



[1] 盧瑋鑾對於香港文學史的觀點可參考她寫於1988年的〈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
[2] 古蒼梧：〈我們的一些困惑──試談知識份子的傳統思想與新社會新觀念的矛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