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能夠在面對強權時有著不退縮的骨氣，或許來自他們經歷過二戰及冷戰期間的歷史，而從其文學作品中亦可昭見。趙恩潔指出Ričardas Gavelis的《維爾紐斯撲克》中，以迷離破碎的敘事，揭示蘇聯統治下人性的猜忌與自我審查；Jurga Vilė和Lina Itagaki的圖像小說《西伯利亞俳句》透過孩童的純真視角，呈現流放悲劇中的童真與希望。儘管兩部作品風格迥異，卻展現出立陶宛人以文學作為抵抗歷史的壓迫，在集體創傷中注入人性光芒與樂觀，重新詮釋歷史傷痕。 (閱讀更多)

香港歷經歷史變動與文化交融，其文學如何映照身份認同與城市面貌呢？陳慧寧從盧瑋鑾（小思）提出的1985年「香港文學」討論高潮切入，剖析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人在不確定前途下的迷惘與文化探索。通過也斯《城與文學》的城市觀察、陳冠中《香港三部曲》的人物描寫、西西《飛氈》的日常記憶等多位香港名家，如何從飲食到日常物品轉化成文學以勾勒出香港的殖民混雜與本土意識，展現出香港大大小小的故事。 (閱讀更多)

聶華苓和瘂弦同是在1949年的逃難潮中被浪捲到了台灣。聶華苓是舉家連同母親與弟妹出逃，瘂弦則是隻身隨軍來台的流亡學生兵。在動盪倉惶的遷台過程中，聶華苓的幸運不僅在於全家同行，還順利進入甫創刊的《自由中國》雜誌社工作，隨後展開寫作生涯並主編文藝欄。 (閱讀更多)

這兩天，Facebook有網民和《星島頭條》都轉載微博「張迷客廳」帖文（《星島》誤寫成「張述客聽」，不可思議），摘錄張愛玲、宋淇談及瓊瑤的對話，很多人都讀得津津有味。這些對話來自2020年皇冠出版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我看了摘錄，覺得不妨補充一下，讓大家更了解當年「祖師奶奶」是如何評價「言情女王」。 (閱讀更多)

理想中的口述歷史的價值，是在反單一敘事的基礎上，借助不同角度的描述來審視大歷史，改變可見和不可見的分配。重視口述歷史與懷疑權威，是信念的一體兩面。在自我表述作為人所共有的權利的前提下，應該如何看待對第一身敘事內容「正確性」的「核實」？核實雖然有助口述內容更容易獲廣泛接納，但是它同時強化大敘事的單一性，作為口述歷史，弔詭地愈「可信」價值可能愈低。我們應如何處理口述者作為歷史的代理人、以及當下說話主體之間的距離？口述歷史的「述」，是描述內容本身，還是受訪者的語話邏輯和譴詞用字被放置在怎樣的脈絡中？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