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教父卡夫卡

當一件荒謬透頂的事情突然找上門，闖進你的日常，你突然意識到自己捲入了某種失控的狀態，無論怎麼努力，用盡自己所擁有的資源，都無法與之抗衡，甚至你連渴望理解這件事背後的邏輯都做不到，只能被逼接受壓迫和無休止的迷失與焦慮——這種心理體驗就叫「卡夫卡時刻」（Kafkaesque）。卡夫卡的文學作品大多給人一種這樣的感覺：既然奮鬥無效、試圖融入失敗，不妨原地躺平，溫和反抗荒謬。他是當之無愧的社畜教父。時至今日，我們擺脫了「卡夫卡時刻」了嗎？

為紀念卡夫卡逝世百年，譯林出版社發行一套五冊精選集，其中一冊《卡夫卡短篇小說選：變形記》為已故資深德語翻譯家趙登榮所迻譯，收錄凡46篇作品，除了家喻戶曉的代表作《變形記》，還有卡夫卡創作生涯中自以為最滿意的《判決——一個故事》、長篇小說《美國》的第一章《司爐》、長篇小說《審判》的雛形《一個夢》，以及生平最後作品《約瑟芬，女歌手或者老鼠的民族》，等等。

卡夫卡在意大利的保險公司工作，用閒暇時間寫作，由於不滿早八晚六的工作佔用他的創作時間，於是轉而供職於波西米亞王國的工傷保險機構，雖然他抱怨這份「Brotberuf」（養家糊口的工作）瑣碎繁忙，耽誤他的寫作天職，但起碼比上一份工作好的是，他得以在下午兩點收工，於是他為了生計決定妥協，「又要鬧又要做」——

卡夫卡工作時敬業樂業、耐心與索償的受傷工人溝通和評估傷情，下午兩點後寫《變形記》鬧爆工作令人異化成「害蟲」，然後接受所謂「正常人」的歧視、批判和懲罰；

卡夫卡工作時多謀善慮、創新方法改善工廠安全條件以減少工傷賠償糾紛，下午兩點後寫《審判》鬧爆機械式的無意義勞動壓抑個體創造力，嚴格流程和僵化的體制不斷消磨個體意志，最終打造出毫無理性、盲目服從的工具人；

卡夫卡工作時人緣很好、工作能力和態度獲上司和同事一致肯定，下午兩點後寫《城堡》鬧爆工作永遠不會得到認可、永遠完成不了，官僚提出的要求模糊、手續繁瑣，因為人家根本有心不想讓你做到，當你渴望用對話解決問題時人家又懶得理你，於是你越是努力、內耗、等待，就越是被邊緣化，就像在泥沼中越掙扎越下沉一樣……

卡夫卡的文字刻薄又好笑，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稱之為「絕望的幽默」，《約瑟芬，女歌手或者老鼠的民族》，正是印證此言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本短篇小說寫於1924年3月，是卡夫卡去世前三個月寫的最後一個作品，雖然小說是在作者結核病惡化的情況下所創作的，卻不影響作品寫得非常出色。

故事講述老鼠民族裡，一群生活艱難的老鼠勤勞但無腦，將實用的「狡猾」和極其罕見的「冷靜」視作民族優勢；族群內有一歌唱家叫約瑟芬，鼠民擅長吃苦因而使她輕易充當民族「救星」，是王者一樣的存在，故請允許筆者尊稱其為「鼠王芬」。鼠民很善忘，遇到不順心的事，只要聽鼠王芬高歌一曲，即可聊以自慰、當無事發生，忘記現實生活的悲劇，洋溢幸福感。危難關頭，鼠民只要比平時更專心聽鼠王芬的聲音，就會馬上變得更安靜、更謙虛、更樂於聽從指揮、更緊密地靠在一起。由是，鼠王芬掌握了駕馭民眾情緒的權力。

不過，吊詭的是，鼠王芬從頭到尾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唱歌」，只是在吹哨，而當她吹哨時，鼠民都不假思索地跟風一起吹哨，自然沒有誰公開質問這到底是不是冒充藝術、有沒有偷換概念——慢慢地，鼠民默認了吹哨就是唱歌。雖然鼠王芬偶爾也會出洋相，引發聽眾私下討論猜疑，但鼠王芬日常否認鼠民的理解能力，令鼠民接受自己其實毫無音樂天賦，整個民族只有她懂音樂，相信她的音樂蘊含著非同凡響的東西，她的歌喉發出大家從未聽過甚至無能力鑒賞的東西；同時，唯獨她才能帶領大家聽懂音樂，換成別的誰都絕對做不到。

為了保證鼠王芬能夠專心歌唱，不用為生計操心而影響嗓音，她在這個「勞動民族」裡獲得了特權：勞動豁免。她要好好休息、養精蓄銳，以便更好地「為鼠民服務」，而鼠民要一而再自覺又慷慨地嬌慣鼠王芬，縱容她不斷提出的新願望。

約瑟芬幾乎置身於法律之外，即便她做的是危及整體，她也可以隨心所欲，做什麼都被原諒。倘若情況真是這樣，那麼約瑟芬的要求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人們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這個民族給予她的這種自由，把這個特殊的、沒有給予其他任何人的、實際上違背法律的饋贈看作一種自白，承認這個民族如同約瑟芬聲稱的那樣不理解她，渾渾噩噩地帶著驚歎的目光注視著她的藝術，感到自己配不上她的藝術，帶著絕望的心情，力圖做點什麼以補償他們給約瑟芬造成的這種痛苦，而且，正如他的藝術超出他們的理解能力，他們也把她這個人及其願望至於自己的管轄範圍之外。然而這是完全不對的，也許從局部上，這個民族像約瑟芬投降的太快了，但是正像它不會無條件向任何人投降那樣，它也不會無條件向約瑟芬投降。

最後，鼠王芬由於某個模糊的原因不再登台唱歌，突然消失於公眾視野。諷刺的是，這對於實用主義至上而健忘的民族來說，完全沒有影響，大家很快就忘記了她消失的事了，成為「民族永恆歷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說到底，群眾只需要一個崇拜對象作為精神嗎啡，根本誰來當這個偶像都無所謂。卡夫卡在故事尾聲點破了鼠民把這個無能者捧上神壇的理由，把這種充滿矛盾的荒謬推向高潮，寫下了一段既惡毒又幽默的結語：

難道不正是這個民族自作聰明，恰恰由於約瑟芬的歌唱本身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而把它捧得那麼高嗎？

所以，我們以後也許根本不會缺多少東西。而約瑟芬則擺脫了她認為是出類拔萃、擔當重任的人才有的塵世煩惱，她將高高興興地消失在我們民族數不勝數的英雄行列中，很快就和所有她的兄弟一樣，完全解脫、被人遺忘，因為我們並不推動歷史前進。

文末卡夫卡反客為主，在偶像消失以後，讓群氓給偶像「去人格化」。你以為這是無辜受害的底層終於翻身勝利的故事嗎？你以為「工具化」只有自上而下一個方向嗎？No，在這個畸形的社群中，下位者和上位者是相互物化的，偶像把群氓視為工具人，相應地，群氓只視偶像為這個集體的吉祥物而非有獨立思考的個體，作為某個特定時空內滿足集體情感需求的一份寄託，吉祥物消失了也絕無半點惋惜。

在卡夫卡創造的這個崇尚集體主義的動物世界裡，下場是註定的——無論是自詡偉大的哨聲還是謙卑的勞動，都無法推動民族進步；無論是群氓還是偶像，抽到自己的角色和劇本後都無法逃脫虛無與荒謬，只能在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浪費表情和感情中內耗至死。

這就是卡夫卡在人生終結前對人類說的最後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