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早前由挪威作家庸・福瑟（Jon Fosse）奪得，但其作品只曾兩度被翻譯成漢語，阮文略借助翻譯軟件，並參考其他中譯本，從英語版或挪威語版推敲重譯六首福瑟的詩。他說或許比不上專業譯者，但在翻譯時有好好記住福瑟的風格、注意原文中的韻腳和節奏，在遣詞方面下工夫，亦盡可能比照原文與英譯本的字句，希望可以帶動北歐詩的閱讀和討論。 (閱讀更多)

荔枝角道與塘尾道交界舊樓是我居，數十步距離外，是「雷生春」藥局，那屬九龍中部一個地標，乃建築師W.H. Bourne設計的一棟典型戰前中西合璧樓宇。其正立面採用弧形設計，配以長方形框架及有設計特色的欄杆，具新古典主義符號。地下有八根花崗石柱，使遊廊延伸到行人路上，形成迴廊，而迴廊上方乃寬闊遊廊。建築物「下舖上居」，而在頂部有灰塑刻上「雷生春」店名。 (閱讀更多)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閱讀更多)

在書寫前，雷暐樂嘗試思考本文的意圖，亦即「關於表演書寫，三種可能的意圖」的意圖。但只要把它書寫下來，這就成為書寫本身，所以書寫的意圖無法說起，因為它可能並不存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活在時間之上，時間因而將我們載往遠方，使一切發生過的事都變得零碎和模糊；那麼作為觀者，書寫非關表演的可能，又是否存在？譬如在記憶裏，蒐集計劃過程中產生的每段書寫，重現表演或表演以外的，也許有一絲可能，得以講述一切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閱讀更多)

我一直以為廣島是個陰雨迷濛的灰暗之地，但在親身踏足這片土地後，卻有另一番體會。陽光流瀉的明淨街道、謙恭有禮的行人、時尚而不落俗套的商店、連帶着吸進去的空氣都是明亮的，把我內在潛藏的暗影也點亮了。我尤其喜歡在不疾不徐的路面電車上，坐在與行車方向平行的椅子上看對面窗戶外的風景，隨着電車每下拐彎翻開新頁，如同走進一本體驗式的活繪本。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