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升上中學時,有段時間仍未交到可以時常相伴或投契的朋友。學校規定中一生留校午飯,午息有超過一小時,飯後,仍剩下很多時間。同學們似乎已迅速找到合群的方法——男生把飯盒囫圇吞下肚,一窩峰衝往籃球場,或在班房玩追逐遊戲;女生則愛出雙入對,結伴去一個很長時間的洗手間,在裡面照鏡、梳頭、整理襪子,或在班房的抽屜裡拉出半本《YES》,頭踫著頭親密地看,時而嘻笑。旁人好像都三五成群,而自己一個人坐在班房,隱隱感覺自己開始面紅耳熱,有種無處可躲的窘。於是,我往圖書館跑。(小學時,母親會帶我去樓下的流動圖書車,我流連忘返。中學的圖書館,對我來說是個寶庫) 遛圖書館,很自在,因為孤單和沉默都變得理所當然。 圖書館入門口後轉左,靠近角落,是中文小說的書櫃。最當眼的位置,放的是《衞斯理》系列,共佔三、四層書架,按次序從第一本排到第七八十本,很醒目。書都不新,書頁間有微黃,看著卻使人安心。當時順手拿起一本,叫《筆友》,是我第一本讀的衞斯理小說。我一口氣讀完,那是關於一部電腦「活了」,與人類女子成為筆友,繼而愛上她的一個故事。讀畢,心頭竟有微微震撼:這樣奇幻、異想天開的故事,我聞所未聞。
之後,我一本接一本忘形地讀,有時一天就讀完一本。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的年代,看書,是深夜仍不睡覺的唯一原因。然而,深夜讀衞斯理,對膽小的人來說未必是一個好選擇,還記得讀《大廈》、《沉船》和《老貓》等那幾本時,一邊讀,一邊遍體生寒。中一那年,我讀完了圖書館裡所有的衞斯理小說,近視也迅速加深。
升上高中,文學班的同學及老師會笑衞斯理自戀、自大(相信是因為他常自稱武術極為高強、通曉多國語言、戰機或飛彈潛艇通通懂得駕駛之類)。大學念中文系,更鮮有提及自己曾大量讀過衞斯理,嫌它通俗、沒內涵。(說自己讀金庸,已感覺較高級)。於是,我說讀張愛玲、魯迅或白先勇。
的確,隨著年歲漸長,閱讀的喜好已大大不同。衞斯理,早已淡出我的閱讀世界,而他那些非凡奇偉的歷險情節,也都被我忘得一乾二淨。於是自己也從沒意識,衞斯理小說對自己留下過什麼影響。 直到聽到倪匡先生去世的消息。那個戰戰兢兢開始中學生活、藏在圖書館中的少女身影忽而浮現——她應該感謝衞斯理,讓她發現另一個自己——喜歡冒險、對世界抱有好奇和想像力,甚至也隱約有對正義及自由的嚮往。更重要的是,讓她透過閱讀,進入了一個魔術時刻,從此在懵懂而孤獨的時光裡,找到一個自在的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