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中國大陸的第四十個教師節。 Sir. 春風燒近年對職業相關的節日敬而遠之，甚至希望取消它們

詩人曾詠聰牙骹痛了多月，像給毒魔纏繞，又看見今年好像特別多人哭，卻又不諳small talk，說辭啃在喉內。被問及有沒有讀過學童自殺的新聞，他想說教學第二年就遇過，那一整年他都小心翼翼，有時還幻想被學生送上絞刑台。他與母親並肩走著一段路，他說今年好像較多人哭：成年人、孩子，傳染病般，想來自己也應不遠矣。轉眼在廣場上看見一群退休人士練習太極，他認得那是「白鶴亮翅」架式，大學的太極教練告訴過他實際用法，但對他而言，也就是抬起左腿，速速踢走襲擊。

去年電影《年少日記》，借學童自殺問題一再戳中社會的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引起公眾關注學生情緒問題。遺憾的是，學童自殺輕生情況愈趨嚴峻，教育局尚未予以適當的處理，對學童的心理狀況亦未有足夠研究。適逢DSE開考在即，編輯部邀請到陳志堅及曾繁裕兩位教育界作家，讓我們了解問題的普遍性，以至應對考試壓力的經驗和方法。教育界以外，也訪問到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的創辦人林詩詠（細C），從社福界角度透視現時制度的缺口，以較近的距離認識學生的心理面向，藉此說起情緒健康的重要性。在這個時代，新一代的成長至為關鍵，讓我們好好裝備自己，以同行者的姿態作陪伴，適時給予他人情緒支援，聆聽更多，讓學生表達自身，而不是說教、隨便拋下一句「加油」 作罷。在這吃人的教育制度下，救救孩子。

香港的教育制度向來為人詬病，從十多年前「怪獸家長」一詞誕生，直至學童自殺潮，許多童年蒼白地逝去，我們意識到這是近乎整個華人社會也在面對的問題。早前香港電影《年少日記》上映，在社會獲得巨大迴響，讓我們重新審視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同時學會覺察出身邊的高危人士，聽見那些求救的聲音。但要救學童不可只靠社工，作為他們的朋友、家人、老師，甚至陌生人也可以一盡綿力，一句關懷已如鑿出一線曙光。而教育題材的電影數之不盡，此次編輯部的精選片單以反思教育制度為重，囊括星印日美法的經典作品。在DSE臨近之際，放眼世界各地在教育旅途的奮鬥故事，希望能為學生帶來溫暖，或是打打氣；而作為大眾，讓我們受電影的力量一直談論下去，或許某天這個制度就會變好一點點。

曾詠聰從《咒術迴戰》的前期故事，談及學生與班主任之間的關係，認為這個行業很容易把一個人捧起，深怕自己成為只活於單一水槽，卻自以為是的老師，因此狠下決心，觀課依從一貫作風，不用突兀地邀請學生向副校長和觀課老師敬禮，那份多出來的感恩大可省下。

今年中學文憑試(DSE)中文科於25、26日開考，隨着高中核心科課程改革明年落實，判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卷將被廢除，因此今年是考生最後一次應考這份試卷。卷一閱讀考卷課外篇章則有兩篇白話文和一篇文言文，分為是台灣作家陳列的《我們去唱歌》、台灣作家簡媜的《一竿冷》和清朝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節錄，讓考生答出文章當中的寓意和哲理。而卷二寫作卷中，其中一條作文題目為「 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有考生笑稱題目「離地」，過往數年間因為疫情關係，沒有機會聚餐。也有人認為，正因為經歷過數年疫情，考生如作答這條題目中「百感交集的聚餐」會有更深刻和複雜的感受。本身為詩人、作家的中文科教師跂之則說，考生應從生活中寫出真情實感，帶出深刻立意，便可乎合文憑試的準則。

面對全球競爭，教育改革絕對有需要進一步深化，惟在互聯網世紀，教育不再是學校專利。

當我們認識到教育的公共性的時候，才能從事更好的，真正為學習者設想的教育。

在香港這個殖民社會裡，語言不過是被使用（use）的工具，卻從來不曾被擁有（own）。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也是典型的文科生。由於我修讀的科目的考核模式都是以申論、述評或寫作為主，三年下來，使握筆姿態本已不佳的我也練就速寫的技能。

現在已經是3月9日，除了確診數字變多以外，領導做show時似吃了興奮劑；香港人的處境似乎沒有甚麼變化。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1929年，廢名，28歲。「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是周作人回憶中第一次見到廢名的樣子。當時廢名還是二十剛出頭的小子，離家來到北平讀書，偶爾在《小說月報》、《努力週報》上發表作品。誰能想到四五年之後，28歲的廢名已從北大英文系畢業，不僅留校任教當了老師，還當上了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