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在講座中從班雅明的多重身份與其人生的「時差」開始講起，他在德國傳統哲學發展到極致的時候，轉而追求更具當代意義的哲學，卻因不合時宜而未能進入學術界。班雅明的生命中充滿各種時差，包括婚姻的匆忙、其後與身邊親友分離的漫長，以及最後逃避納粹追捕卻在邊界自殺的絕望結局。他的思想與作品，在他對克利《新天使》的歷史天使意象的反思之中，留下了對歷史與藝術的深刻理解。 在《班雅明傳》中，兩位作者既以批判的視角重新詮釋班雅明的生活與思想，展示他對藝術評論的看法；也詳細描繪了他的感情生活，以及他與當時許多天才文人的來往。透過私人軼事及藝術觀的相互和應，那個群星閃耀的時代氛圍變得立體而容易親近。 此外，班雅明的歷史唯物論挑戰了傳統的歷史觀，他在意被遺忘的群眾，並認為政治美學的危險在於將美感與政治混淆。與阿多諾的美學觀不同，班雅明寄希望於電影作為批判的工具，警示當代人應警惕威權主義的回潮。葉浩在講座尾聲亦提到「若在民主的時代底下，還擁抱著威權時代的各種想像，那就是擁抱舊時代的美感，在操作新時代的政治。」

去年本土劇團「藝君子」推出舞台劇《植物人》，張紫敏看過後大量的劇句、畫面、聲音一直在心中縈繞不去，於是反覆重播植物思人「植物誘讀」《植物人》的劇本，然後在導讀劇本和實時演出的時空穿插間，歸納出《植物人》的三條記憶線索：女人的自我切割與流露、女人與姐夫纏綿與憐憫的契約，以及對存在的拷問。

《大狀王》音樂劇於平安夜在一片如雷掌聲中謝幕。以全港頂尖音樂劇團隊醞釀八年製作的《大狀王》，正如劇中福全的對白「贏我就贏硬㗎喇，係爭在贏得有幾.....光彩亮麗嘅啫。」結果一舉取下香港舞台劇獎十個獎項，史無前例。曲詞是音樂劇的靈魂，填詞家如何乘著音樂，以歌詞從市井吵架譜寫到因果宇宙，建構出一個妙趣盎然又哲思深遠的音樂劇世界？且聽被劇場界尊稱為岑爺的岑偉宗娓娓道來。

「我期望讀者在閱讀中會陷入不安或失眠的狀態，失眠就是你去了另一個空間／時間，雖然這樣聽來有點搞笑，但比起容易跟從的小說，不斷扯停和攔截讀者，讓他們讀到下一頁又拆返上一頁，這樣的閱讀經驗更加珍貴。」文學應該是可以不斷重覆閱讀、不斷詮釋的東西，這才是對他而言天才的作品，而他理解的寫作更接近苦行僧的姿態，「將每日每個時刻都服務於這個寫作的姿勢，將生存轉化寫成寓言，我的寫作者姿態應該跟生存的姿態是同一回事。」

行為藝術是當今受誤解最多的藝術形式，談到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她和烏雷（Ulay）對立拉緊弓箭的一幀照片，在她的自傳《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中，道盡這位行為藝術教母和情人多年來的相生相剋、相愛相殺，一路將自己推向恐懼、痛苦、筋疲力盡的極限，追求情感與靈性轉化、絕不妥協的危險旅程。

曹馭博的組詩〈兩個前往救贖的詞〉分別以〈Yizkor〉和〈Kaddish〉為題，書寫那道通往救贖之路。時候到了，無盡的自己無須去救，用一種回聲的嘴去給予寬恕。

榮獲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Drive My Car》，陳煒舜認為這部電影是一條龐大而精巧的互文馬賽克隧道，自愛情與慾望的摹刻，至戰爭與和平的隱喻，無所不包，其面世亦與《羅生門》一樣，是作家與導演的相互造就。

從大海到宇宙，到「物語三部曲」第二首〈迴光物語〉，宇宙究竟在哪裡？姚慶萬便從救贖去討論歌詞。承於文學作品的救贖各有意涵，譬如《懺悔錄》便蘊含基督教原罪與救贖的觀念，但不變的是，懺悔過程包含「罪人」、「救贖」兩個層面。而〈迴光物語〉透過個體的煎熬，透過懺悔，希望為三部曲故事的主角清洗所犯下罪得以重生。

從李琴峰的作品中，蔣曉薇形容特別感受到個人被世界隔絕的孤獨感，也讓人思考到人生種種的荒謬困局。李琴峰說到她的最新的得獎作品《彼岸花盛開之島》時，有這樣一段台詞：「我們所出生、成長的〈島〉，本來就是艘隨時都有可能沉沒的船。」當全世界都因著疫情、政局轉變而波濤起伏，蔣曉薇則看見看這個位於日本與台灣之間的虛構島嶼，在一個沒有父權意識的異想世界裡，回歸純真。

越南新生代導演黎豹的首部長片《失落之境》，今年榮獲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的極高榮譽，在苦行解脫和反烏托邦退化之間，構建出一片穩定又不安的張力之地。導演說，人的本性被激發出來，人才能得到安息，才能相識。味道，不過是一種救贖的儀式。

《狂舞派3》上映後迴響非凡，嚴瀚欽認為電影生動地反映了地產霸權的社會現象，還嘗試揭示其中的運作模式，為我城的救贖和反抗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建議。從《狂1》到《狂3》的轉變，亦可視為我城近幾年來許多創作者的貼切寫照。

但所謂「末日」或許仍有另外一種，那與其說是人類共同等待的、世界覆滅的結點，不如說是每一個人生命裡萬劫不復的時刻；它不似災難片中那個被超級英雄拯救或無力拯救的外部世界，不似小行星擦肩之後再彈回的星球撞擊——世界此後悲情地消亡，它亦可以是主體自願從世界之中抽離的絕望時刻，如星光在夜空裡暗淡、泯滅之際——世界仍在，但只對於他者而言。

生於亂世，我們也許都曾質問生存的意義。讀勞緯洛的《卷施》，也在關注人類永恆的命題－救贖。謝家誠在這篇書評寫到，《卷施》包含著詩化的文字、人稱互換、互文、意識流、曲式結構和對印象派繪畫的描摹，當中貫穿並串連整部作品的是救贖的主題，亦是詩小說的形式。正因為先天人性的缺陷，才能產生對世人的憐憫。救贖並不是屬於個人，乃是普世的。

背叛者等待被審判。背叛者在被旁觀者審判之前，早已在暗中審判了自己，一遍又一遍。罪疚必須以得到嚴懲來達到療癒。「責罰我，來責罰我。」他們內在的某個分裂的自我，呼喊了一遍又一遍。

回歸到那時仍在中大學生報的日子。女工姐姐見我們這班學生會及學生報的同學經常工作至通宵達旦，便好心交給我們鎖匙，在小店關門後，讓我們能一解肚皮之苦。我們絕不混水摸魚，享用美食之餘亦乖乖付上相應的金錢。在大伙兒為刊物文章爭論得面紅耳赤，拒絕理解與不被理解的人拿着文章攤軟在梳化堆砌了一幅無力挽回的悶局，就由一聲：「我落女工，誰要食物？」劃破。

而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在整齣電影中似乎更想道出的，是人類在氾濫的網絡和愈趨龐大的社交媒體中，自以為可以得救，而沉淪在自私的資訊中；屏幕上虛擬的一切，帶著人類自以為快樂地走向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