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被譽為香港電視劇「天花板」，好評如潮。改編自何晞賢在連登連載的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此劇的製作班底與演員均讓人眼前一亮，劇中種種隱喻更惹來網民多重解讀。黃宇軒印象最深刻的是取景，認為劇組善用馬鞍山恆安邨和商場的「剩餘空間」，塑造了存在於作品那特殊時空中的城市。鄧正健則從人物，指出主角何晞賢跟楊悅盈是雌雄一體的兩面，這套劇亦成功勾起數年來的集體情感。查柏朗更撰文兩篇，一篇講述此劇如何從燈光、色調、場景、構圖、音樂、選角等，革新港劇的電影美學，一篇則講述劇集演繹手法的效果及局限。

當這情節忠實地改編成第12集時，竟引起了網絡上情緒反彈的聲音，跟連載時一面倒對佈局精彩的肯定，可算天淵之別。質疑的聲音不外乎「欺負人的始作俑者不去針對，反而跟你選擇做朋友，嘗試溝通及幫忙，竟然成為目標」，而解惑的答案就同時通往本作的兩大題旨：一. 社會管治倚靠科技運算的危險：人工智能 (AI) 不可靠，模擬不到人類思考與感受的複雜，只簡單看到先後次序並將其因果連結：四人沒有回覆羅彥輝，然後羅彥輝自殺身亡，於是這四人要負上責任；二. 怎樣面對校園欺凌。受害者對欺凌者沒有期望，卻對身邊關心自己的人有著情感依附，並很容易就感受到被背叛而絕望。惡人繼續行惡，符合其預定人設；但旁觀的他人是否可多走一步，去展現世間尚有善的一面，去給予希望的曙光？然而一旦不能持續，當僅有微弱的光芒都是虛假，才是最難接受。

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最近大熱的Netflix原創劇《魷魚遊戲》，林奕認為此劇起首聲勢緊湊，終集節奏卻突然拖慢，角色與角色之間的牽絆也偏向鬆散，但若摒除這些主觀感受的沙石，劇集帶出的反思仍值得細味咀嚼。

同樣圍繞著時間旅行、平行世界、祖父悖論、量子力學、存在主義、宿命論、核能危機、世界末日⋯⋯等等科幻作品的關鍵詞，《天能》與《闇》不僅引用的科學理論相若，兩部作品精湛的時序交錯，皆形成了某個讓觀眾沉溺其中的漩渦，樂此不彼於繪製盤根錯節的時間線和人物關係圖。關鍵的分別是，兩者在說故事的形式上，卻是南轅北轍。

一直不想寫《浮城絮語》（“Minor Than Nothing”，2020）的評論文章，因為這是很困難的工作，一來6集風格各異，實驗味濃，不易評論，二來有我認識的人，我在東京影展觀摩團認識《流浮》導演鄧朝騰，《浮城之後》攝影指導黎葦林則是我的同學和合作伙伴，然而閱讀《〈浮城絮語〉的沉溺與虛妄》（陳力行）一文，我萌生回應的念頭，近來影評界和大眾出現對《幻愛》（“Beyond the Dream”，周冠威導演，2019）的罵戰，亦令我有感要回應。嚴格來說這篇不是影評，是影評的評論。

從事這「行業」的女生恰好像野貓，一次約會。有時會當真，又或者，接受嗟來之食，來去不定。

浮城意象不斷被挪用、改編、再創造，今年港台單元劇系列《浮城絮語》，六個故事以一場地震作為原點，描述人們的震後生活，其中有幾個都蘊含香港文學的元素……

林榮基告訴我有些外國人想拍他的故事，日本電視台也在拍攝他。但暫時沒有香港人提案的計劃。我說我想改編他的經歷，他欣然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