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Tony Rayns】從香港開始：憶湯尼雷恩

我最後一次見到Tony，是今年四月初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的五十周年晚宴上。我不但與他同桌，更是毗鄰而坐，整晚他是一貫的健談，月旦他人也是辛辣得不留情面，這麼多年來他這種脾性可謂數十年如一日。但另一方面，他其實是愛惡分明，對欣賞的人和電影，也會不遺餘力四處推薦，慷慨磊落。

我認識他也是45年前，他為HKIFF當英文編輯的最後一年，而我則以自由身為HKIFF翻譯文章。那時我身為《電影雙周刊》編輯，當然向他約稿並由我親手譯成中文，因是同人雜誌所以作者都沒有稿費，他也毫不介意。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1月第一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舉行時他發表的文章，解釋了一場由法國電影界發起，針對該電影節而全球響應的杯葛運動的來龍去脈，着實開了本地影評人的眼界（註1）。我約他寫的最後一篇稿，應是十年前為HKIFF四十周年而作的了。也只有他從第一屆便開始參與的西方影評人角度，才可把HKIFF一早確立方向、銳意突出亞洲電影，以及為當代華語電影研究奠下基礎的高瞻遠矚，解釋得那麼透徹。

他與HKIFF有那麼深厚的淵源，加上香港是他前往其他亞洲城市最方便的中轉站，幾乎每年的HKIFF都會見到他的身影，電影節也自然請他當過一些競賽的評審。最難忘的一次是2003年4月舉行的第27屆，撞正沙士疫情如火如荼，多位海外評審都取消行程，Tony卻不為所動如期來港。結果他與兩位亞洲評審及臨時補上的兩位本地評審組成的五人評審團，同時負責火鳥大獎及亞洲數碼錄像競賽的評選，在看完19部影片後選出四個獎項的得主。他作為唯一的西方評審，也自然當了評審團的代表和發言人。

還記得早在1998年，我獲邀成為第48屆柏林影展評審團成員（張國榮也是成員之一），Tony也有出席。大家都想為關錦鵬入圍競賽的《愈快樂愈墮落》爭取獎項，於是相約討論研究各種論點和策略。結果該片也僥倖獲得一個獎勵創意的Alfred Bauer Prize（註2），那次可能是我和Tony為一個共同目標最緊密的一次合作了。

我與Tony份屬同行，除了影評人外還是電影節目策劃。這方面他效力過的電影節不少，但最重要的自然是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有獎勵亞洲新進導演的龍虎獎（Dragons and Tigers Awards），他策劃那單元節目長達二十年，選片水準之高有目共睹。我有幸獲邀為2005年第24屆的三位評審之一（與大衛博維爾同場），一致通過把該獎頒給劉伽茵的《牛皮》。Tony全程置身事外，但我相信他是滿意這個結果的。

但他最為當代影迷熟悉的，可能是他替影碟或串流平台作的音訊講評及專文手冊了，那可具見他作為東亞電影專家影評人的功力。但他沒那麼明顯卻可能更重要的貢獻，其實是通過他翻譯或潤色的英文字幕，令不少華語電影在國際上得到更準確、更細緻的理解。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和楊德昌的《一一》了，但更長期合作的其實是賈樟柯和關錦鵬，每部作品都交由Tony翻譯字幕。至於其他合作過，但作品長期無以為繼的導演，就更是多不勝數了。

Tony 對當代亞洲電影的興趣，其實是從香港開始。我們最初看見他的名字，是1973年他為英國電影協會（BFI）出版的《每月電影快報》（Monthly Film Bulletin） 寫楚原的邵氏佳作《愛奴》的一篇影評。他首度踏足亞洲，也是1977年應邀來港參加第一屆HKIFF。那時他也認識了胡金銓，以及一批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導演，如許鞍華和方育平等，他們也有請他幫忙翻譯字幕。1979年初他首次訪問中國大陸，為BFI策劃的中國電影回顧展選片。成果 《電影：中國電影45年》（Electric Shadows: 45 Years of Chinese Cinema）翌年推出，是西方同類大型回顧展首次包羅1949年前的上海電影，可謂開風氣之先。

他先後通過HKIFF及其他電影節認識了更多亞洲導演朋友，從菲律賓、泰國到日本，從越南、印尼到台灣、 南韓。其後他大半生便風塵僕僕，每年亞洲之行往往不止一次，為了看片選片、編寫宣傳手冊、翻譯字幕……不一而足。大家不時見面便習以為常，從沒想過他會走得這麼突然。2023年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為他出版了一本講述他與南韓電影因緣的小書《就像從頭再來：韓國電影轉型的個人觀察》（Just Like Starting Over: A Personal View of the Reinvention of Korean Cinema），我們都艷羨不已。我自然請他乘勝追擊，多寫一本細說他與華語電影五十多年的緣份，他在兩岸三地都有那麼多電影界的好朋友。他原則上沒問題，只擔心時間不夠，如今當然是太遲了。

但無論如何，Tony其實生得逢時。他剛來亞洲便碰上華語電影新生代的崛起，然後是南韓電影的復興，還有數之不盡的新銳導演陸續出頭，他多方面的能力遂大有用武之地。我深信，他無悔此生。

註1：當時香港電影業界普遍抱支持態度，邵逸夫在看過早一年的預展後，甚至公開表示香港國際電影節此後可以停辦了。

註2：影片以其來自另一個電影系統的先天優勢，對性向和身份認同的探索同時具備香港九七的時代意義，在「大中華電影」中別開生面，正好符合「開創電影藝術新領域」這項獲獎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