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掀起風波，背後其實留下諸多重要思考，去年6月一眾紀錄片工作者出席討論會，深入論述拍攝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倫理及權力關係，以及同意與授權的問題，以上由黃珍盈和劉坤濤紀錄及整理，收錄於電影評論學會回顧書《香港電影 2022》一書。有見紀錄片的議題未有更多後續討論，刊登此文不求爭議，只求引起有長遠文藝價值的討論，望社會與文化界能以更多元開放理性的方式討論，令香港紀錄片有更健康的發展。

2021年立冬前夕，見山書店邀得李立峯、劉偉聰、區家麟，還有特別嘉賓譚蕙芸，舉行《時代的行動者》分享會，與眾書友乘著午後秋風對話。有觀眾感概，移民潮不息，加上公民社會組織相繼停運，行動者的流散，似是為一個時代畫上句號。

當人們選擇相信自己情願相信的東西，「後真相」（post-truth）文化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急速發展，朗天並讀兩本討論真實的著作，從巴迪歐的《追尋消失的真實》書末，建議的三個具體舉措緊抓，見證，同時促成真實的「消失」，再讀阿甘本的《什麼是真實》，對此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在全球掀起熱潮的語音社交平台Clubhouse，過去一周突然在亞洲爆紅，創造了極大規模的兩岸三地民間交流。然而，隨著Clubhouse被中國當局無預警封鎖，亦意味中港台之間的真誠交流，以及平台上的各種言論自由，一瞬即逝。

假結婚這個行為，或作為罪行本身，對婚姻而言是相當大的諷刺。明明不喜歡對方，又要和他結婚，算是假嗎？和為了錢而假結婚，兩者相比，哪種更加虛假？

2014年5月，911國家紀念博物館於世貿雙塔遺址開幕，旨在向三千名遇難者及一眾拯救人員致意，藉此申明尊重生命、維護生命尊嚴與價值的決心。透過911爆炸案，博物館探討恐怖主義對於個人、國家以至全球的遺害，期望仇恨、無知與偏狹將有了斷之時。然而，公眾為何需要博物館記念這段鮮血與驚懼、灰燼與悲痛扭結糾纏的當代史？

我在網絡上多年，經歷過不少大辯論，承受過各種各樣的攻擊，更目睹過不少朋友三言兩語便惡言相向反目成仇，常覺得可惜。我和大家分享幾點公共討論的心得。

有沒有試過在麵包店裡吃了麵包才付錢？有沒有試過在商場內圍圈坐下？此次富德樓民間共學年度研討會，邀請了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及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鄭波為嘉賓，「流動共學」執委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以及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則為主持，帶領我們打破現有的思想框框，在原有脈絡下，一同思考民間教育和文藝在體制內外如何自處及發展。

沉默，及作為其相反觀念的發聲、行動，均是文學中長久深遠的話題，其延展面廣闊，涉及不同層次與範疇。沉默，並不只代表無言；它指涉多重層次的思考，反可能凝聚成一股定力，甚至一種反向力量，一種逆反姿態，去制約盲從，令我們不至被社會浪潮推湧失向。沉澱、醞釀、發酵，文學正以其沉思本質，給予我們開闊的視野——於是我們仍可透徹觀察，而又不失行動能量。而當我們在文學中談論沉默，其實是在談論沉默與發聲之間的種種可能。在某些時候，沉默更可能成為焦點，引發諸種不同的聲音與討論。

文化網媒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來自網絡本身。網絡的所謂民主化，背後自有一套演算法，作為用家其實並不自由。譚以諾指出，讀網站的不是人，而是搜尋引擎，網媒要懂得配合搜尋引擎在文章裡加入相應的關鍵字，才能通過演算法被用家搜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