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啟峰評《可憐的東西》為本年度荷里活的奇葩，由母親Victoria遭受丈夫施加的心理壓迫和虐待，到女兒Bella險被剝削身體和性的自主權，兩母女的前世今生面臨同樣的性別不平等。但他認為Bella的視野還要更加廣闊，讓觀眾遊歷了一場貴族少女的壯遊，隨著Bella漫遊各地，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運作方式，接受一場又一場的震撼教育，看她整個人生砍掉重來的學習歷程，本質上是驗證了英國經驗主義。

整體而言，有關劉以鬯的研究是相對豐碩的，而若將之置於香港文學研究的平台上則更是如此。但相較而言，對劉以鬯作品著力最多的部分往往是其實驗性，尤其是大家熟知的「娛樂自己」的小說書寫，筆者也忝列其中，曾經寫過長文論述劉以鬯的小說的敘事創新以及香港性（Hongkongness）呈現等。而對其「娛人小說」研究相對較少，究其要因，一方面，人們會想當然認為其水平相對較低，缺乏可以細緻挖掘的空間，而另一方面，因為其數量較多，且往往散居於各地報刊上，不易搜集和閱讀。

日本女性主義理論及運動的領袖人物上野千鶴子，最近與知名「散文漫畫家」田房永子合作《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就著書中談及的兩代日本女性經驗，李昂與楊佳嫻兩位不同世代的女性作家，早前亦曾進行對談，互相交流彼此經歷過和觀察到的台灣經驗，並從各自與上野教授及這本書的淵源開始說起。

「散文需要經營，詩較單純，需要靈光一閃。」雖為詩刊編輯，但何福仁除了寫詩，其實也寫散文。他認為詩是難得的，而散文卻是作者的基本功，而這亦關乎他的閱讀經驗，從梁實秋到魯迅及其弟周作人的雜文，好的散文沒有一定的標準，結果都是閱讀與寫作經驗的累積。

讀過謝曉虹新著《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之後，陳韻紅則以「錯讀」的形式，對書中內容有另一番聯想，並延伸到其他文本脈絡，如描寫電腦程式軟件被實現化的《玲音》，如《少女革命》中著名的學生會宣言。為擺脫曖昧而透明的殼，箱中女孩注定要戰鬥。

理想中的口述歷史的價值，是在反單一敘事的基礎上，借助不同角度的描述來審視大歷史，改變可見和不可見的分配。重視口述歷史與懷疑權威，是信念的一體兩面。在自我表述作為人所共有的權利的前提下，應該如何看待對第一身敘事內容「正確性」的「核實」？核實雖然有助口述內容更容易獲廣泛接納，但是它同時強化大敘事的單一性，作為口述歷史，弔詭地愈「可信」價值可能愈低。我們應如何處理口述者作為歷史的代理人、以及當下說話主體之間的距離？口述歷史的「述」，是描述內容本身，還是受訪者的語話邏輯和譴詞用字被放置在怎樣的脈絡中？

閱讀，長久以來都有一種孤獨的傳統。一個人孤獨地寫作，另一個人孤獨地閱讀，但人的內在對話，跟與人溝通一樣，都是複數性的，都不只有單一的個體，單一的聲音。閱讀的對象，就是一個他者。

我的說辭，不是為警隊辯護，思考警隊的問題需要更廣泛的理解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在意黑警的感受（不包括其親屬）。我在意的，始終在意的，是「毅進仔」這一說辭，不能只是一個用以貶損警隊的喻體。「毅進仔」可能是任何一個正參與抗爭的民眾，其邏輯所隱含的「學歷=社會地位」的想像，根本是不必要的偏見。而這偏見所傷害的，可能是你你我我。傷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更好的所指。

我留意到，現在網路媒體很流行一些思想速成節目，聲稱消費者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錢和時間，就可以輕鬆擁有上下數千年的學問和思想。我明白這類節目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同時在知識普及上起到很多作用。不過，如果有人希望通過這類文化消費，便能輕輕鬆鬆地成為有思想有見地的人，我認為不大可能，甚至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