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巧解釋，「一個人跌倒很無助，但假若有朋友在旁取笑，反而化解了尷尬。有人見證、肯定你的痛，大概就是同行的意思。」可惜這是個「blame the victim」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遭受的心靈壓迫只有越來越多，麥曦茵卻強調同行是一個念：「就如兩個人去看鬼片，如果旁邊的人比你害怕，你反而會堅強起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泥菩薩過江』，每個人都面對苦痛，分別在於痛苦的重量，若未至於承受不了，都會幫助比自己痛苦的人。如果人要共生共存，同行就是義務和責任。」

成為今屆奧斯卡大贏家的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將商業電影的可能性推到巔峰，那點「像醃菜又像晾不乾的地布」的霉臭味，表現出窮人與富人之間無可踰越的鴻溝。在此送上《上流寄生族》小輯，集合查映嵐的觀後感與凌志誠的影評，麥曦茵更從導演的訪問，講到韓國電影與政策、法例互相牽引的關係。

「在《上流寄生族》中，真正的恐怖與恐懼，並不是現在的處境有多壞，而是它只會繼續變得更壞。」導演奉俊昊曾在訪問裡如此說過。不敢在浴血的殘酷現實中，說希望，麥曦茵在這篇雜談最想傳達的訊息，是人生構成本就「撈埋一齊」的訊息，正如在韓國，電影能影響政策、法例，因為人權運動的歷史和往後的政策，影響了電影，一切都有關。

麥曦茵拍攝首部劇情長片《烈日當空》時只有23歲，那時她拿著200萬港元經費，並要在24日內把電影拍完。事隔10年，由麥曦茵執導及編劇的中港台電影《花椒之味》（Fagara），台前幕後陣容鼎盛，然而探討的命題，卻從未離開《烈日當空》，說的是自我發現、自我療癒的過程。《花椒之味》小輯包括劉建均與高琳達的精彩影評，同是以《海街日記》作比對，前者麻辣、後者芬香，也有虛詞記者黃柏熹的麥曦茵專訪，揭開了電影對導演的特殊意義。

香港電影導演麥曦茵的新作《花椒之味》，就是一部面對家庭創傷的電影。「我跟我的學生去看這部電影，他們看完都哭得停不下來。」麥曦茵說。流淚是因為心裡受傷，《花椒之味》的角色都走過一段家庭關係的療癒過程，不禁想問，現實中也有療癒的可能嗎？

《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由「虛詞．無形」舉辦、名為「愛情中的孤獨因子」分享會就在11月11日，銅鑼灣駱克道了了舉行，電影導演麥曦茵及詩人劉芷韻擔任嘉賓，及著名文化評論人鄧小樺擔任主持人。三人均在情場打滾多年，愛情亦經常是創作的靈感來源，單是分享自身經歷和感受，已讓人產生無數想像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