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有我》是一個關於精神病、情緒病的展覽，楊秀卓說，他不是研究精神病是甚麼、該怎樣去面對精神病，而是說香港和這個社會現象背後隱藏的時代精神面貌。經歷過2003年沙士的恐慌之後，楊秀卓隱約感受到香港人多了一種憂患意識。2004年，他在《明周》上看到一則關於抑鬱症的報導，他把報導剪下來，自此他只要在報紙上看到抑鬱症、躁鬱症都會剪下來收藏，20年間儲了厚厚一疊。《病有我》展覽本身便是一整件作品，楊秀卓和兆基創意書院的學生一起把五道大牆髹黑，楊秀卓再以白色、灰色顏料在黑牆上繪畫、寫字。參與這個展覽的學生都很投入，每天放學準時出現，有時髹到晚上六七時才離開。陳上城說，「所以我想，這會否是另一層面的希望？剛才提到的光，其實是盛載在活生生的人裡，而不是畫」。

時值黃昏。和同事A行駛在北上的高速公路，烏鴉漫天飛旋，鴉叫如潮泛湧入車廂。擋風鏡前的視野過於擁擠，盡是黑黝黝色塊，彷彿再闖入一只鴉，整座州界收費站就會因無法承重而崩塌。

精神病，如今已普遍被現代社會接受是一種醫學上的病症，但直到百多年之前，都仍然與社會忌諱扯上關係，以病之名，引伸到宗教迷信、巫術與邪異之說。在那個誤診、歧視和社會忌諱仍然普遍的瘋人院年代裡，卻孕育出許多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神奇畫家。譬如畫出《吶喊》的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抬頭看見不一樣星夜的文森梵高（Vincent Van Gogh），以及深深墮進了迷幻貓世界的路易斯韋恩（Louis Wain）。

「你有無食過新豬肉？」在病榻中，草食女蘇麗真寫下新詩，送給一名在醫院外日夜守候的肉食男，希望天天寫信給他，他終有一天會被打動，成為真正的素人……。

文學本身的產生也是尤關政治的，甚至以更敏感的樣式。從來你所書寫的，便是都市人的自然情緒反應及其壓抑。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問題是，這種愛偉大得有點過頭，接近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化的愛，甚至有點簡單化了精神病這個嚴肅又現實的議題。

社會科技日新月異，為何受精神疾病所困的人卻在不斷增加，甚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作者伊恩．弗格森答你：問題喺個資本主義制度。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