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得偶爾在電影中被阿倫狄龍的眼神所迷。他回顧了阿倫狄龍的電影生涯，特別是他在維斯康堤的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早期的《械劫銷金窩》到《手足情仇》，展現了狄龍在不同角色中的魅力和複雜性。在《手足情仇》中，狄龍飾演的洛可與其他兄弟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是他身上對於故鄉的感性與責任感。相較於浮誇的西蒙尼，洛可體現出對命運的臣服，他認為維斯康堤成功藉助狄龍的俊朗反襯出角色的謙卑與馴良，深化電影中作出道德抉擇需承擔背後代價的題旨。

惟得今年夏天遊走於巴黎的巴爾扎克故居紀念館，書房裡的扶手椅與寫字桌並不登對，承載他身軀的背墊和坐墊繡有華麗的花飾，伏案的書桌卻蓬頭垢面，彷彿背負着浮華的花都綺夢，面對的卻是貧瘠得可憐的人生；另一間房盡是巴爾扎克改動過的手稿和排版稿，他的認真成就了可讀性高的文本，讓讀者得益，卻造成自己的財政損失；陳列室擺放著那支名杖，金色旋紐鑲滿青綠色的小花，成為他撰寫《人間喜劇》的寫作靈感。

場景是人來人往的法蘭克福機場，旅客頂多把這裏視作憩腳站，最有興趣還是購物和填飽空肚，突然出現這尊高大威武的人像，穿著另一世紀的服裝，彷彿時空倒錯。歌德的雕塑如山般屹立不倒，冷眼看底下桌椅的人群聚了又散，有人閤上平板電腦，也懶得開口與手提電話交談，食指猛敲塑料套，也不是發送文字，拍一張眼前的照片，上傳到Instagram，面對愈來愈先進而又原始的資訊，不知歌德有什麼高見？

沒有火車從東京直接開往松阪，唯有拜託名古屋做中介。在新橫濱與靜崗的轉運站之間，車窗在軌道蜿蜒，提供弧型運動鏡頭，容許我朝覲富士山三次。初次只見白與棕兩色，像一件胸前勾出整列織花紋理的毛衣，還要是祖母親手編織的哪一種。富士山隱到山後又再重現，這次只露出皚皚白雪，像鋒芒畢露的青春，車過處，與我們不斷在似樂高的房屋和隔音板之間玩捉迷藏，一下子又湮沒，以為就這樣與富士山話別，不久又在我們面前坦蕩蕩，這次只有山頂被光臨幸，山腰的岩層與樹叢混成一片暗啞的棕與綠，恬靜的煙霞縈繞。松阪是小津安二郎紀念館的所在，東京出生，在松阪經歷少年期，青年時返回東京進入電影圈，起初用胡鬧喜劇反映莽撞的青春，逐漸心平氣和，反反復復居然摸出一條大師的路，小津的電影生涯，不就像若隱若現的富士山？靜崗月台懸掛一幅手繪的富士山，背後山的白襯托前景樹的綠，一覽無遺，反為顯得有點單調。

回說《奪魄驚魂》，霍利斯阿爾珀特最是明察秋毫：「只有當你接受加利格蘭不會作惡的基本觀念，希治閣的反話意味才滲出來。」銀幕下希治閣也會經常說反話，他把瑪蓮德烈治捧成萬能泰斗，從演戲到導演無所不能，其實是希治閣用另一個形式指責她霸道。還是杜魯福說得好：「他最喜歡被人誤解，因為他一生就圍繞著誤解這個課題。」似乎把希治閣說得太過嚴肅了，加利格蘭說：「每天我吹著口哨到片場拍希治閣的電影。」不如就讓我們輕鬆一下，珍納李追憶拍《觸目驚心》的體驗：「…皮膚都揉皺了，淋浴戲拍了七天，幸好他保證水溫還暖。」

惟得對於電影的涉獵，無所不包，從不偏食，更曾出版影評集《戲謔麥加芬》，而陳廣隆評論此影評集，認為他比對不同大師級導演的鏡頭、引用配樂的源頭，以及自信地賞析劇本，皆是源於其觀察之細膩、而其文筆予人溫柔敦厚、義正詞嚴、細密美文的感覺，更展示了他對電影真摰的熱誠。

從萊比錫火車站步行到巴赫紀念館，惟得沿途碰口碰面的，都是巴赫晚年的肖像，在書店、在廣場、在聖湯瑪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假髮下一張圓臉，生命的最後二十七年巴赫在萊比錫工作，惟得由此談及巴赫的古典音樂創作，借用音樂的對位法，自小到老，巴赫都是音樂的頑童。

座落波羅的海的法羅島，憑海蝕柱馳名，是海蝕柱在瑞典境內最集中的地方，惟得專誠從斯德哥爾摩輾轉到維斯比，租車後出發航向法羅島的輪渡，訪尋英瑪褒曼在法羅島取景拍攝電影的足跡。

奧尼爾兩夫婦似乎嚮往異國風情，多於深切了解中國文化，庭院的黑漆木門，鐵鑄的「道大墅別」四個字已經顛倒乾坤，客廳火爐柴架插著「大別」、「道墅」的兩塊標籤，更是秩序大亂。奧尼爾屢獲殊榮，是戲劇界的泰斗，到底是血肉之軀，知識也有極限，成名後也沾染了上流社會的虛榮，既然聖人也會出錯，我們也就心安理得繼續做凡人。

尾場兩人到醮場附薦亡靈，拜月亭面對的月亮果真是託夢的一個紅黃的濕暈，然而死而復生到底是戲曲與電影的橋段，真要演繹人生，兩人拜祭過後重回現實，月光不過是情書上遺落的一滴淚珠。

寓所在三樓，走出地下室需要攀登蟠龍似的樓梯蜿蜒而上，讓我想起杜氏命途多舛，他的前半生本來風平浪靜，因為結交朋黨，閱讀被禁文書，突被官兵拘捕，判處槍斃，子彈橫飛的一剎那，沙皇改變主意，判處充軍西伯利亞，五分鐘的轉折，生命彷彿從有限到無限，應該怎樣善用「永恆的時光」，成為杜氏後半生不斷思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