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雙從周處的典故看出陳桂林並非去惡遷善，而刑警的陳灰也超出了黑白的對立，苦苦追捕陳桂林多年，為的是社會，還是一報右眼之仇？陳桂林多番歷劫，甚至都已經入了土，仍然復活反殺，是因為一路受助於三種形式的「神」。電影的結局最終得到圓滿，在社會的層面上，正義得到伸張；在陳桂林內在層面上，他重新認同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救贖不在槍管或子彈，在自己的雙眼，在他真誠無害地落淚的那刻。

日本著名導演濱口龍介擅於敘述當代社會的人際關係，以大量對白捕捉人與人的深度溝通，2021年出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後，去年推出風格迥異的《無邪之境》，借都市人的視角關注自然生態，並探尋人性的善惡。《無邪之境》沒有大量對白，更叫人專注於畫面所呈現的訊息，電影的結局最為人所討論。編輯部由此組成小輯，收編三篇不同角度的影評，如有從尼采的「奴隸道德」看人與自然、資本世界與自然的辯證，以及巧的殺人動機。

導演濱口龍介2021年的作品《Drive My Car》於國際影展中屢獲殊榮，如今推出風格截然不同的新作《無邪之境》，關注了自然生態及人性善惡。石啟峰認為當中許多關於自然風景和鄉野生活的長鏡頭，看似只是瑣碎的日常片段，但觀眾可以從中發掘出許多隱喻和意義，他再以尼采的「奴隸道德」看見當中關於人與自然共處、善惡的主題，亦探問我們要如何辨認邪惡。

再談林家謙新作〈怪我只敢做好人〉，任弘毅在一面倒支持「邪不壓正」、「不論代價堅持做好人」的詮釋下，重新反思歌名的含意，發現當中刻意的不協調性，世間的好壞不是純粹的二分法，才需要「思考」和「質疑」。他認為這首詞珍貴之處在於林夕以細微違和感提醒我們：好壞往往只是表象，而當中的詩性辯證、覺悟之高，即使非林夕本意，也是一份十分寶貴的解讀。

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電影的Das Leben der Anderen。 中文譯名為《竊聽者》，故事虛構自一九八〇年的東德，講述了身為Stasi（東德國安）的主角威斯勒（Gerd Wiesler）在監聽嫌疑作家德里曼（Georg Dreyman）時逐漸對目標產生同情而無法自拔，在人性和任務之間不斷掙扎後，放棄了自己的前程轉而暗中幫助德里曼逃過搜捕的故事。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早前首度與手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新書《舞台上的信疑善惡：林克歡戲劇評論集》，編者陳國慧形容林克歡恍如來自未來，有關劇場的觀點與看法，很多時候有如預言般精準，諄諄善誘，但字裡行間卻處處是嚴厲的指出問題所在，亦可見他對香港的喜愛之情。

身為香港的科幻小說名家，倪匡到底是怎樣憑著超凡的想像力，寫出一部部以虛喻實，跨越年代限制，膾灸人口的作品？月前在書展舉辦的「無限時空中追尋無限未來──倪匡與衛斯理的科幻世界」講座，就請得倪匡本人現身，談笑風生，讓他幽默而睿智地，表達對創作、科幻小說、社會甚至人生的看法。

紅爆一時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月播出大結局，其中應思聰因拒絕吃藥而發病，哭著問宋喬平︰「為甚麼是我？」宋喬平眼泛淚光答︰「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這段情節逼哭了許多觀眾。飾演宋喬平的林予晞更在臉書透露，這段對話原來不在劇本之內，是兩人臨場反應，令原本感人的畫面更增添幾分真實的人情味。然而，喬平這句暖回，細想後會發現有些情理不通，畢竟為何思聰比較勇敢就需要承受疾病折磨？這是他活該的嗎？又，為何我們會為這句話而感動？在本文裡，我將從美學和哲學角度拆解這些問題背後關於命運、悲劇和善（Goodness）的脆弱性。

我一直以為，善良是支持著我的身子的某一根肋骨。不過，一個徹底地良善的人，並不會有「善良」的概念。正如，當夏娃仍然在伊甸園裡的時候，並沒有善或惡、羞恥或純潔、對和錯等所有二元對立的觀念，直至她吃了樹上的果子，放眼所見，一切都變了樣子，痛苦自此展開。

劇場編劇黃詠詩，代表作品有《賈寶玉》、《香港式離婚》、《破地獄與白菊花》等。關於婚姻、死亡的主題，黃詠詩一向被人覺得絕、「去得幾盡」、鬼才。今次「好想藝術．自作業」，黃設計了一條路線，由銅鑼灣這個創作的起步點出發，看城巿的不同風景，同時思考藝術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