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口人唔忌崩口碗：「理論香港廣東話研討會2024」後記

由香港大學香港研究課程及加拿大卑詩大學共研香江合辦的「理論香港廣東話研討會2024」在十二月中無驚無險順利舉行。作為第二屆「理論香港」，「一年一度」只能作為期望而不是形容詞。第一屆會議「理論香港廣東話研討會2023：香港研究在香港」，主題靈感來自同期在台灣的研討會「香港研究走向全球」。一個研討會名稱三個「香港」，喋喋不休因為念念不忘，也相信思考就是不厭其煩地詰問認知的邊界。不同邊界需要不同策略來呈現，而「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用建立香港研究(Hong Kong Studies)學術範疇的朱耀偉教授的說法就是畫蛇添足，以蛇足之多餘來呈現刪足的怪手。

今年主題「崩口人忌崩口碗」提出的就是，刪足的人首先就是自己。齊澤克謂認知有四個層面：知道有兩種，知道自己知道甚麼和不知道甚麼；不知道有兩種，不知道自己知道甚麼和不知道甚麼。潮語有云「講呢啲」，「呢啲」令崩口人避而不談的崩口碗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但卻在現實中不斷實踐的意識形態。但既「欲言」(又止)，其實就不是不知道，而是詐唔知。理論香港2024的專題報告按四種崩口碗組成：以不 / 言說作為實踐建構現實的「唔講唔知」、表演自我設限來揭示意識形態的「欲語還休」、沿時軸橫向檢視和跨學科觀照概念變更的「講開又講」及明知故問、專講呢啲的「好講唔講」。

彭麗君教授的主題演講「好講唔講，講廣東話！？語言作為邊界的一場誤會」，活潑的題目葉底藏花，向「理論香港廣東話研討會」三大元素發問：廣東話是否香港文化的崩口? 理論以外有何進路? 香港研究是新的界域還是劃地為牢? 演講以廣東話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全球流轉展示晩清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跨界地景，五湖四海皆至卻不見香港，但其實香港就是整個論述的起點與關懷。有見近年「廣東話成為分辨香港人與否的界線」，麗君教授以其粵語語系(Cantophone)展現「日常語言的巨大滲透和攻擊能力」及其越界流動，並由此檢視香港文化「應有的生命力」。這個由思考香港而成形的粵語語系論述與方興未艾的華語語系(Sinophone)對照，方法與風格大異其趣。華語語系無論是以華之多元檢視中國之歧義或是探究「華夷之變」，重點都不離「華」之意涵，演溝中的粵語語系着眼點卻是「語」的操作。使用日常語言在溝通之外也是建構和改變語言的過程，措辭遣字、語氣文法都包含使用者的個人選擇與共識。「言」的系統因「語」之眾聲而延伸變化，言說的過程中複製的藝術產生延異，一種語言因此得以隨著人和地的轉換而變得紛繁多姿。華語語系以「華」觀異/夷，從身份發動政治，粵語語系著眼的是一體多元(singular multiplicity)、沒有中心且不斷變化的現實。固此演講雖然沿歷史脉絡開展，但旨在呈現粵語語系的流動風景而非用史實建構任何本質；語言的「滲透和攻擊力」也不以理論說明，而是將聽眾滲透一遍，使其張望(Canto)phone/風從哪裡來的時候，忽然自覺視香港的廣東話(及文化)為正宗或優越的一場誤會。

研討會第一組報告「唔講唔知」示範了「講」同「做」並非對立，「言之有物」很多時是以建立論述來生產被言說之物。劉擇明在推動粵語書寫的同時亦檢視粵文文化的發展，總結出「轉換式」及「『⻊南』界式」兩種粵文書寫策略，而兩種策略其實也可以用以觀照香港近年文化生產的邏輯，檢視在巿塲經濟和身份焦慮等等影響下，想像力將哪些元素串連，「流量密碼」有否取代「⻊南」界的創意。李展鵬接續對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作品中的「空間他者」(即在地的外來文化，而非與主體對立的他者)的討論，一方面提醒意識形態的改變(例如本土論述的興起)如何令一些文化元素失去關聯性，另一方面開始理論化「異質的存在」以在封閉主體及他者想像的二元之外，思索有機和開放的主體性之可能。鄭中邦對董啟章《神》的閱讀就是最好的示範：董氏以作品回應2017年的身份論爭，將陶潛飲酒詩融入小說，「以古代文化資源」抵抗當時同質排外的身份論述。但陶潛詩在小說中並不以「中國文化元素」發揮附號功能，而是以其「心遠人境，欲辯忘言」的情景納入小說之中。講咗就(可能會)知，是因為有效的溝通就是「⻊南」界，在人與人和符號之間製造新的關聯。

「欲語還休」有時是自我保護或幾近失言的尷尬表情，但第二組的報告提出這個表情更多時候是製造似有還無的沉默召喚他人共情或者建構自我的表演。梁卓祺指出《毒舌大狀》文本表面上在中港與殖民兩種政治張力之下潛行，但電影在中港大賣卻顯示電影中政治「夾縫中」反抗的姿態也是「左右逢源」吸金的手勢，大獲全勝的是巿塲經濟及一國兩制的情感分佈。透過分析黃子華楝篤笑的笑點，Tommy C K Tong指出自嘲與幽默是崩口人面對現實最需要的良藥。王晉熙的忌諱理論強週忌諱的語言建構了禁忌及其情感結構，當中不但充滿犯禁的恐懼，亦有觸碰邊界的創意和興奮。

「假如讓我說下去」之所以令人難堪，是因為再講事情就會被說破。第四組「講開又講」就是把事情說下去的示範。高俊傑分析電影《風再起時》雖然取材歷史但卻無意建構歷史，只為抒發「最愛的歌最後總算唱過/ 毋用再爭取更多」的心情，並以此回應羅永生的「勾結殖民主義」，提出香港後殖民意識必須重新檢視殖民經驗的史與詩。電影主角為了自身與社群的共存，順應時勢勾結或退場，滄桑而優雅的身段對照「殖民無間道」的臥底主體的無力感和悲情，令人反思近年香港身份論述中的自我受害者想像。譚家浚的報告並列四首香港政府策劃的回歸紀念群星合唱以觀察「符號中『香港』想像的變化」，而揭示的正是變化之沒有，也許這些作品可以用作思考「五十年不變」中「不變」的含意和後果。蔡思行提出現時香港研究十分封閉，應該向中國研究學習。會後鄭中邦謂本來想提問香港研究是否中國研究的「appendix」，即正文以外的附錄，或大腸中無實際消化功能的闌尾。下次「理論香港」會更加謹慎安排時間，令討論可以更加開放。

最後一組擺明車馬「講呢啲」。別學優講的是香港流浪牛政策及政府與社會缺乏負責與回應現實的能力，實際上指出崩口人的「尷尬/戒/界」表情是種自我保護與設限，崩口的回應--「冋應」--並不為改變現實而是自我免責，令自己安於無思的狀態，也正是亞倫特所謂的「惡之平庸」。黎國威自詡冒住個人「學院形象崩壞」的危機講網絡情色書寫，以華語語系理論對被壓逼的聲音為框架，分析向西村上春樹的作品如何以「性」來批判無限追求私有資本累積的社會暴力及以愛慾重建有意義的關係與現實的可能。作為「放任資本主義之都」(capital of freewheeling capitalism)，香港性的確完全體現在香港「性」(及其不能)。筆者的報告指被網民追擊的江閔憓其實是拉康所指的客體小物a (objet petit a)，即掩飾慾求不滿的替代物。將奧運冠軍得到企業青睞視為「識人好過識字」，內裡的驅動正是對「唔識字」/不需要實際能力就得到青睞的特權階級的渴望。我們真正想要的是「贏在起跑線」，不是贏在終點；這種欲望產生的政治追求的是(自身的)特權(privilege)而非 (人民的)權力(power)。

行文至此，本來想借巴迪烏的事件理論(event)檢視理論香港2024 是否一個事件，但想起的卻是他的本體論如何誕生。1968年5月法國的左翼社會運動令巴迪烏經驗到單一事件可以打開現實的無限可能，於是啟發了他以數學的集合論(set theory)為基礎的本體論，思考事件如何令主體性生起並進入存在(being)。巴迪烏對主體與解放性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思考亦使他脫離了老師阿圖塞的思想系統。巴迪烏經常回溯其六八經驗，但並不以高舉六八作為個別、唯一的歷史事件以突顯某種價值系統、身份或經驗的特殊性，而是從個人對事件的經驗產生對普遍現實的系統理解；而他向老師的告別，示範了最好的傳承就是開創新的一頁。換言之，「六八五月」作為事件體現在一代思想家和理論的誕生；沒有生產新想法和新主體的事情(happening)，就只是「個別事件」。反過來說，把一時一地的經驗當作某個身份或地方獨一無二並無法為世人所理解的歷史事件，就永遠無法產生有普遍性的想法。周蕾嘗言香港是後殖民研究的異數 (anomaly)，而長久以來許多香港論述也以「傳奇」、「奇跡」展開，以至連近年的香港經驗也被(自)視為遺世獨立，從而失去自覺和自省的能力，同時亦沒有意欲去了解其它地方的經驗，落入許寶強謂「缺學無思」的狀態。要令香港真的成為有故事和事件的地方，要做的首先也許是檢視在地經驗作為人的經驗。重看陳冠中談「香港作為方法」稱香港有「頑強的本土性」而且是「多元的中心」，再近觀在地日常，就不能不問如何理解一有政治危機就移民、一到周未就北上作為頑強的本土文化一部份，或我們自許多元的文化為甚麼沒有吸納任何一個印尼或菲律賓詞彙進入日常用語，即使數十年來有十數萬外傭「融入家中」。無法見自己也就無法見天地與眾生；想要產生有普遍性的理論就要從檢視自身出發，例如思考思考香港文化的(自我)中心和階級森嚴的多元。

巴迪烏謂「主體出現之地就是本土」(local is where the subject emerges)，威廉士的名篇〈文化本是平常事〉開篇的「教堂外的巴士站」就是他成長與立論的本土。回想人文社科理論大師的來歷，都是從自身經驗和身處的環境出發，而理論就不過是在地思考所得的後見之明。但香港學院人文社科教育和研究多視理論為進口的現成工具，甚少視「理論」為一個動詞或學術的要務，例如從研究「香港文化」和「香港文學」產生對「文化」和「文學」想法。理論家的鋒芒當然令人心生仰慕，但以現有理論取代自己的見解是最反思想的操作，對概念性討論缺乏興趣也令各種理論淪為「攞你命三千」，令理論批判性的利刃無用武之地，也無法在對話中更新和豐富現有理論。(西方)理論在香港人文社科教育中的角色，與香港研究的出現息息相關。朱耀偉在2014年提出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傳承本土文化研究，第一個處理的問題就是(西方)中心的學術生產機制。文中提及學術帝國的權力結構與邏輯深入本地學院體制如何邊緣化本土文化研究，但本地學術實踐與訓練中將(西方)理論視為點石成金的資源/本也繼續內化這個權力結構。是故「理論香港」並不以生產一鳴驚人的想法為目標，而是希望讓理論成為平常事，建立理論性思考和討論的習慣，鼓勵研究香港的同儕

1. 發掘各種意識形態；

2. 從新發現建立詮釋系統，分析概念的結構和運作而非敍述歷史的來歷；

3. 從現象出現的模式推算相同模式可能會帶來的結果，思考令相同模式出現的條件。

也正如巴迪烏所言，例外性只可以在其普遍性彰顯。如果香港研究可以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式、美學風格和政治關懷，如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般可以提供思想的工具，香港研究作為方法就不單是研究香港的方法，也是讓不同主體研究其所屬本土之方法。

十年前朱耀偉引申王德威「勢的詩學」論說提出香港研究應擺脫對「根」作為源頭的執迷，研究焦點應是文化形成過程中「實效發生之前或之間的力道，及至不斷湧現的變化」。第二屆理論香港之後，研究(香港)文化的力道與變化的「新的秩序」仍有待開發，但今日重看「香港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文化的根」一句，卻又驚覺一路走來一步都沒有少：「香港是香港文化的根源」不但不再令人難以啟齒，而且將近成為說出來會被恥笑「我夠知阿媽係女人」的常識。常識的重構正是情感結構的改變，真正的去中心不是反抗或成為中心(center of power)，而是要脫離中心--邊緣的想像與「夾縫之間」的自我想像，在重建主體與其本土的過程中找到重心（center of gravity）。講完又講，非常長氣，而且有可能講多錯多，但可以面對崩口碗就唔再係崩口人，所有改變都始於篤省自身。期待理論香港2025繼續聚集學院內外研究者交流切磋。

理論香港2024主題演講及報告的摘要及講者簡介，歡迎參閱大會手冊: https://shorturl.at/zk3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