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住溢出自己，接近他者的欲望，在《渡日若渡海》成為了一種更確切的文學實踐。在智良筆下，那些近在咫尺卻猶如千里以外的我／你／妳，每一個孤獨如被城市放逐，抽著紙菸的他，或她，如果不是在擁擠的路上，便總是在受盡瑣碎事務與雜音折騰的斗室裡，頸椎受損、疲憊無言，無言卻有著相似的身影，沉默迴環應答如鏡。 (閱讀更多)

時間證實了一切，香港確實變了香港錯體版，回歸後的香港再不是本體的香港。 (閱讀更多)

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閱讀更多)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閱讀更多)

壞時代也可以生產好事物，正如戰爭時期可能有很好的葡萄收成，成為酒史上值得記住的一年。 (閱讀更多)